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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打量了一會兒這隊沉默的警察，突然嚴肅地問：“你們說實話，張超被捕后，你們是否對他有過刑訊逼供？”

“沒有，絕對沒有！”大隊長脫口而出。

其他警察也集體附和起來，這個問題上絕不能模棱兩可。更何況，天地良心，他們真是冤枉，他們自問張超被捕后，認罪態度好，而且這案子性質上是一時沖動，情有可原，所以他們從未對他施加一些強迫審訊的手段，相反，在初步調查結束后，他們就把張超送入看守所，還給了獨立的單人監牢，后來雖說又提審過幾次，但都是一些簡單的細節核實，可以說，張超從被抓進來到最后庭審的幾個月里，從未受到過任何虐待。現在整個社會和上級機關都質疑他們刑訊逼供，真是百口莫辯。

檢察官臉上透著不置可否的表情，看著其他專案組成員，嚴肅地道：“對于具體是否存在刑訊逼供，我們還會再做進一步調查，目前看，誘供這點是確鑿的，程序上違規了。”

警察們無法辯駁，檢察官打發他們先出去，由專門人員單獨對話。

一隊人默默地站身起立，沮喪地挪步離開，到門口時，大隊長突然轉身面向諸多領導，大聲道：“我發誓我們沒有對張超刑訊逼供，可以安排他本人跟我們對質。我敢肯定張超絕對涉案，這是他故意設的局，就算現在他翻案了，我也肯定他一定涉案！”

開完這個專案組的初步交流會，組長趙鐵民回到了辦公室，看著面前一堆資料，包括張超來回北京的機票、機場登機記錄、北京的住宿記錄、監控錄像的人像識別鑒定報告、他在北京與客戶會面的多方口供，等等，這一切都表明，張超在被害人的死亡時間段內，人在北京，沒有任何的犯罪時間。

張超堅稱，他沒有殺人，之所以會提著裝江陽尸體的箱子，是因為他3月2日早上回杭市后，就去找了江陽。那套房子他和江陽都有鑰匙。他敲了門，沒人應，于是他自己掏鑰匙開了門。進門后他就看到擺在地上的一個大箱子，打開發現了江陽的尸體。張超當時很害怕很緊張，他檢查了房子，門鎖沒有明顯損壞痕跡，窗戶也是關著的，只有他和江陽有鑰匙。加上最近他多次和江陽發生爭吵，聲稱要把江陽趕走，就在兩天前還打架驚動了派出所。因此，突然面對這樣一個裝著尸體的箱子，他擔心匆忙報警后，警察很可能會懷疑是他殺的人。他從沒遇到過這種情況，非常害怕，于是在房子里喝了許多酒，結果腦子更是混亂，才頭腦發昏想到直接去拋尸。

可如果這就是真相，那他為什么前面要認罪？

趙鐵民一開始也懷疑分局刑警迫于該案的社會影響壓力，對張超采取了刑訊逼供，捏造了一開始口供中的犯罪事實，企圖早點結案。可他初步了解情況后得知，不但下城區刑偵隊全部矢口否認，甚至他派去看守所見張超的刑警打電話過來，說張超自己也承認警察沒有刑訊逼供。

警察沒有刑訊逼供，為什么他前面認罪最后翻供呢？

據張超的說法，那是因為他在公安局里受到一股無形的莫名的巨大壓力。

氣場壓制，這就是他的答案。

這個答案會讓大部分臨終病人來不及交代后事，先走一步。幸虧趙鐵民是個久經風雨的警察，不過他還是感到內心受到了傷害。

現在趙鐵民的工作很不好做，專案組的初步工作當然是要查清當事警察是否存在刑訊逼供，但更重要的是查清江陽被殺一案的真相，抓出真正的兇手。

要不然，真兇沒抓到，江陽被害依然茫然無解，對社會通報當事警察沒有刑訊逼供，公眾會信沒刑訊逼供嫌疑人全部認罪又翻供嗎？上級會信嗎？全國司法圈能交代得過去嗎？

所以，當務之急，還是要查清真相，抓獲真兇。

第五章

“地鐵運尸案的新聞鬧得這么大，你們這幾個月里應該注意過這新聞吧？”一名刑警問。

“注意到了啊。”坐在對面的兩個男人異口同聲地回答。

“網上有嫌疑人被抓后的照片，包括他上電視接受采訪的視頻，很多聊天軟件里還有他的表情包，這些你們都看到過嗎？”

“看到過。”

“新聞里很詳細地寫著他是在3月1日晚上殺人，而你3月1日和他一起吃了晚飯，你和他在咖啡館聊到很晚，你們看新聞的時候都沒意識到這人案發時跟你們在一起，沒有回杭市犯罪的時間嗎？”

一人道：“我壓根兒沒想到新聞里的這人就是那天跟我吃飯的李律師啊。”

“對啊，我也沒想到。”

“李律師？”刑警皺眉，“你說李律師？他明明叫張超。”

那人回憶起來：“前一天律所打我電話，說有位李律師會來北京出差，順道和我見面，詳細聊聊。第二天他到北京后打了我電話約吃飯，見面后他沒給我名片，我也就一直稱呼他李律師，他也沒說不是，我就一直當他姓李。你們跟我聯系后，我才知道他姓張，不姓李。”

“他有騙你說他姓李嗎？”

那人想了想回答：“他自己沒說過，可我一直以為他姓李。”

一旁負責記錄的刑警詳細地把這個細節寫了下來。

“我也是同樣，律所前一天打我電話說會過來一位李律師。那時我已經委托了杭市另一家律所來處理我的案子，就推脫不見了。對方好像很想做成這單生意，很熱情地要跟我見面細聊，說單純聊聊情況，不收任何咨詢費，我也就答應了。可后來聊到最后，他卻跟我說這案子還是走協商渠道為好，或者建議我找其他律所，他不接了，這搞什么啊。”

“我也是，我們一起吃飯，還是他搶著埋的單，他最后也說案子太小，不值得打官司，不接了。本來我這案子就不大，他一開始就知道，還很熱情地來找我，結果聊完又不接了，我說再加幾千塊律師費，幫我打贏這案子，他還是拒絕，實在是莫名其妙。”

刑警又問：“新聞上有張超被捕后的照片，還有他在電視上接受采訪的畫面，你們既然都看過，為什么接下去幾個月里都沒注意到，新聞上的嫌疑人就是和你們見面的律師？”

“怎么會想到是他啊，新聞上的那人很邋遢，看著像個乞丐，電視采訪的我也看了，剃了光頭，穿著囚服馬甲，神態也和當初見面的律師完全不一樣。那個律師來找我時，穿著很有檔次呢，圍著紅圍巾，戴著一副銀框的高檔眼鏡，頭發梳得很直，手上戴著名牌表，還有個名牌皮包，說話給人感覺很不一般。”

“他那副眼鏡還是個奢侈品牌，我特別有印象。”另一人補充說。

“他被抓的照片上沒戴眼鏡，采訪時也沒眼鏡，發型也變了，整個人神態氣質更是完全不一樣。如果不是你們來問我，我到現在也不知道新聞那人就是跟我一起吃飯的律師。”

“對啊，這就跟我老婆一樣，早上醒來和化完妝完全是兩個人，除了我，她媽都快認不出她了。我也是你們來找我，我看著照片仔細回憶，才覺得有幾分像，之前我哪會想到全國大新聞里的殺人犯，殺人時卻在跟我喝咖啡。這感覺棒極了。”

“我從來沒說過我是李律師。”張超戴著向看守所申請帶進來的樹脂眼鏡，理直氣壯地看著刑審員，“我可以和兩位客戶當面對質。”

“可他們一直叫你李律師，你沒有糾正。”

“這有什么好糾正的？他們搞錯了而已，前一天是我給他們打的電話，當時說安排我律所另一位姓李的律師去趟北京跟客戶見面，后來想起來寧波一位當事人的案子約了第二天，那案子本就是李律師負責的，我就讓李律師去寧波，我去北京了。”

刑審員質疑道：“你一個在杭市圈子里已經算是有些知名度的刑辯律師，而北京的兩個客戶都是很小的合同糾紛，為此，你這大律師的時間和飛機票都不劃算吧？”

“當然，我去北京的最主要目的不是為了見兩個小客戶。在那之前呢，我太太好多次提到想吃正宗的北京全聚德烤鴨，星期天剛好是我們結婚紀念日，所以一想到北京，我就一時興起，專門跑一趟，準備給她一個驚喜咯，第二天我也是先回了趟家，把烤鴨放冰箱里，后來才去江陽的住所，這點你們可以向我太太核實。既然到了北京，那么就順便和兩個客戶見個面吧。雖然兩個客戶案子不大，一個案子頂多一兩萬吧，但再小的錢也是錢，我律所規模不大，包括我在內，一共三個律師兩個實習助理，可我畢竟要養活這幾個人。反正去趟北京買烤鴨，抽點時間出來見下客戶，多個幾萬塊也好。你們肯定也知道，大牌律所也不會拒絕小案子的，我這個小律所對待業務自然多多益善了。”

刑審員看著他一副笑瞇瞇的對答表情，不由大怒，突然猛一拍桌子，大喝：“不要油腔滑調，你當這里什么地方！”

張超做了個吃驚的表情，拍著胸口連聲道：“嚇死我了。”

可看得出，他一點都沒被嚇到，刑審員咬了咬牙，瞪著他，咄咄逼人問：“你為了買個烤鴨專門坐飛機跑到北京，為什么不網上買，你這個理由能說服我們嗎！”

他看著刑審員好一陣，突然笑了起來：“能否說服你我不知道，人與人之間的價值觀本就不同的嘛。國外富豪專門出資贊助宇航局，拿塊月球上的石頭，送給女朋友，你怎么不問問他為什么不花幾百塊錢買塊隕石送人啊，還附帶鑒定證書呢。我收入還算過得去，來回飛機票沒什么，專程坐飛機買個烤鴨，這是一種情懷，網購嘛，呵呵，完全不是同一類的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