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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要你這句話。”楊謙寧舉起了酒杯，說，“不，只要能救回我的孩子，我把這幾年賺的錢，都給捐了。”

“遇見事情了，才發現相比于闔家團圓，錢真的什么都不是。”馮凱說道，“浪子回頭金不換，只要孩子能平安歸來，這個事件對你來說，好處大于壞處。”

“是啊。”楊謙寧一仰頭喝完了杯中的酒，重新平視馮凱的時候，已經是滿眼淚花，“不管是什么結果，我得感謝你們。”

“別說那么多了，喝酒。”馮凱一邊說，一邊思緒萬千。

另一邊，顧紅星還是改不掉潛意識里技術員的習慣，鉆研技術問題也同樣鉆研到了晚上，甚至中午飯都沒顧得上吃。

從楊謙寧家離開后，顧紅星就驅車趕往市局，希望追上盧俊亮，省得他用茚三酮顯現紙張指紋的時候，破壞了信上的字跡。

盧俊亮終究是顧紅星帶出來的徒弟，盡可能保證物證所反映出的所有信息這一基本原則，他還是嚴格遵循的。所以顧紅星趕到公安局的時候，實際上盧俊亮已經把茚三酮試劑滴在了信紙上，只不過，滴藥水的位置都是在信紙的周圍，并沒有污染信紙上的字跡。

“不錯，我還擔心你毀了字跡呢。”顧紅星一看，頓時放下心來，說，“這些字如果沾上試劑，即便字體不變模糊，也會摧毀筆畫之間的結構，都沒有辦法做筆跡鑒定了。”

“這個我懂，畢竟也是大學生，雖然是學醫的，但我知道鑒定技術的道理都一樣。”盧俊亮說完，又解釋了依據，說，“我們做手術切除壞死組織的時候，也要盡可能保留好的組織。”

“比喻不恰當。”顧紅星笑了笑，說，“能看到紋線嗎？”

“和你推測的一樣，沒有。”盧俊亮說，“信紙上干干凈凈，找不到紋線。”

“是啊，既然會偽裝筆跡，很有可能也懂得隱藏指紋。”顧紅星說，“所以，能不能通過這封毫無特征，又找不到指紋的勒索信，找到甄別犯罪分子的依據，就看筆跡鑒定了。”

“我們沒有這個技術啊。”盧俊亮難掩臉上的失望，說道。

“跟我走吧。”顧紅星說道。

吉普車順著馬路開了10公里，來到了一個掛有“龍林省公安廳”大牌子的大院前。門衛看見是公安牌照的吉普車，于是直接搖動一個手柄，升起了攔在大門口的擋桿。

顧紅星把車停在大院里，帶著盧俊亮輕車熟路地走到了院內一座三層小樓的二樓。樓道口掛著“四處”的牌子。四處就是省廳的刑偵處，而各個刑事技術人員隸屬于刑偵處。

同樣是從公安部民警干校學成歸來的文件檢驗專業民警叫王繼東，今年40來歲，但是他比顧紅星去公安部民警干校晚一年，所以一直很自謙地稱顧紅星是師兄。顧紅星早就認識他，但為了案件去找他幫忙，這還是第一次。

“師兄，這是個綁架案嗎？”王繼東戴上白紗手套，從顧紅星手里接過信封和信紙，掃了一眼，問道。

“是啊，目前排不出什么線索，恐怕就指望著這個東西能給一點甄別的依據了。”顧紅星說道。

“嗯，把‘一點’兩個字去掉。”王繼東笑呵呵地說，“你別低估我們文件檢驗專業的力量。”

顧紅星尷尬一笑，撓了撓頭，說：“我也是聽老凱說，偽裝筆跡也是可以做鑒定的。”

“那是必然。”王繼東一邊說，一邊掀開蓋住顯微鏡的布，說，“很多人以為我們做筆跡鑒定，就是看兩種筆跡像不像，那實在是太膚淺了。每個人寫字的習慣不一樣，這就造成了很多可能性。打個比方吧，英文字母‘x’，有些人喜歡先寫撇、后寫捺，有些人喜歡先寫捺、后寫撇，還有人喜歡用兩個圓弧背靠背拼在一起。你看，這一個字母的寫法，一下子就區分了三個人群。如果多一些習慣特征，那和你們看指紋的特征點不就一樣了嗎？而這種習慣，無論怎么偽裝，都是隱藏不了的。”

“原來是這個道理。”盧俊亮感嘆道。

“先寫撇還是先寫捺，這個原來是能看出來的呀。”顧紅星說。

“那是肯定的，你們搞現場勘查應該知道，不管是現場的物品，還是你們提取回來的物證，‘位置’都非常重要。”王繼東繼續侃侃而談，“你們的勘查筆錄上，都得詳細寫哪些東西是從現場具體什么位置提取的。提取回來的指紋，也得搞清楚具體在物體的什么位置。對吧？”

顧紅星若有所思地點點頭。

王繼東接著說：“文件檢驗是一樣的，紙張就像是你們的現場，筆畫就像是你們的指紋，我們搞清楚位置關系，就搞清楚了書寫人的習慣，這就是我們文檢鑒定最基礎的東西。”

“聽起來，文檢也挺有意思的啊。”盧俊亮兩眼放光地說，“我還以為你們專業很枯燥呢。”

“那是必須的。”王繼東說，“年輕人啊，記得我的話，沒有什么工作是枯燥的，也沒有什么工作是無意義的，關鍵在于你能不能從你的工作中找到閃光點。有了這個閃光點啊，你就找到了熱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