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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通過主考官員劉三吾主動“糾錯”，到任用張信等復閱試卷，以調整會試結果平抑社會矛盾，朱元璋的心思一個都沒實現。劉三吾主持的會試又找不到明顯錯誤，發出的杏榜又不好作廢，朱元璋只好下旨再舉行一次會試。

第二次會試的結果出來了，一共錄取了六十一名，比前榜還多十名。有意思的是，這次杏榜上的名單，全是北方人，居然沒有一個南方人。

概率，概率論，反正明朝人誰都沒學過。來京城考試的人，考上沒考上，全都回去了——是謂“南北榜案（春夏榜案）”。

“南北榜案”，張信、白信蹈等二十多個考官、復查官員被殺。劉三吾老了，又是世子老師，做過很多具體的事，免了一死，發配邊塞充軍。

殺二十幾個人，比起此前的“藍玉案”，族誅一公、十三侯、二伯，牽連被殺一萬五千余人，已經是“毛毛雨”了。

沒有殺劉三吾，是朱元璋講情面？是，又不盡是。最關鍵的，還是當初劉三吾給朱元璋解釋“南榜”原因時，給朱元璋留了很大的面子，也讓朱元璋明白了一個問題——劉三吾說蒙元的長期摧殘，造成北方經濟、文化落后。這個解釋，顯然只是事實的一部分，朱元璋心知肚明——北方的落后，最直接的原因，則是朱元璋所興的大案，特別是“藍玉案”。藍玉征戰的地點主要是北方，他的屬下更多是北方人。“藍玉案”被殺的一萬五千余人，同樣主要是北方人。北方經濟搞垮了，社會精英被摧殘殆盡，主角其實是朱元璋。非常時期，如果此次科舉結果反響過大，勢必對朝局產生微妙影響。有些文人不懂，朱元璋心里明白著。

科舉的最終目的，是為封建王朝選拔執政隊伍。純粹地選讀書人出來做官不是目的，選官的根本目的是為朝廷做事。但在客觀上，明朝的科舉為社會底層開辟了一條上升的通道，使社會階層趨于垂直流動，不至于成為“高壓鍋”。錄取作為整個科舉的最終環節，事實上有不同區域政治均衡的考慮，一定程度上需要反映和體現地方民意。封建時代，人民不可能直接掌權。地方及民意的訴求要上達頂層，很大程度上依賴地方官員。而科舉制度，則具有某種代議制的色彩。正因為如此，科舉制度也被一些人視為相對公平的代議制度，盡管封建時代不乏地方“朋黨”之弊。

朱元璋一手興起“南北榜案”，也與文人游離“實用功能”有關。“南榜”狀元陳，也由此吃盡苦頭。陳，閩縣人，殿試后被安置到衛所，過渡一段時間后被召回京城。陳對自己的工作分配非常不理解，他在衛所研究天象，發現“今歲文星見閩”，自己中狀元屬于天意，太祖對自己的安排有違天意。朱元璋知道后，便將陳殺了。朱元璋殺陳，不是為了出氣，也不僅僅是他私習天文違反朝廷禁令——與朝廷的需要背道而馳，在朝廷的眼里，這個文人也就失去了應用功能。

“南北榜案”，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全國統一形勢發展中南北政治平衡的要求，也體現了朱元璋打擊和限制江南地主的一貫政策。事件開啟了明朝分南北取士的先例，至洪熙以后遂成定制。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普及文化教育，提高落后地區考生的學習積極性，平衡政治關系，乃至維護國家統一，惠及邊遠少數民族地區。

所謂分卷錄取，就是根據全國各地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分南、北、中三卷錄取進士，盡可能保障不同地區都有人進入國家治理階層。到明朝中期，終變成了“南榜”“北榜”“中榜”。南卷的范圍包括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五省，以及南直隸的應天、松江、蘇州、常州、鎮江、徽州、寧國、池州、太平、淮安、揚州和廣德州；北卷范圍是山東、山西、河南和陜西四省，北直隸的順天、保定、真定、河間、順德、大名、永平、廣平和延慶州、保安州，以及遼東、大寧、萬全三個都司；中卷范圍是四川、廣西、云南、貴州四省，以及南直隸的廬州、鳳陽、安慶和徐州、滁州、和州。貢士人數錄取比例，固定在南榜百分之五十五，北榜百分之三十五，中榜百分之十。

經“南北榜案”促成重大的變革，科舉錄取不再是“全國統一劃線”，而是按照其所處的地域進行排名，分別錄取出貢生后，再統一參加殿試。這個制度不但此后沿用于整個明清兩朝，與今天高考中的“分區劃線”，也有異曲同工之意。

作為一個深謀遠慮的政治家，朱元璋自然深懂恩威并施之道，在經過了長時間的清洗之后，為緩和與北方知識分子間的矛盾，朱元璋自然不能承認南北考生水平差距的事實，而諸位公正的考官，只好無奈地做了替罪羔羊。朱元璋用“搞平衡”的辦法，處理了這次震撼明王朝的科舉大案，讓劉三吾等一批官員當替罪羊，滿足了全國統一形勢下南北政治平衡的訴求。

朱元璋在處理完“南北榜案”后，也即將走到其人生的盡頭。在走到人生的盡頭前，他將能想到的敵人都一一誅之，同時也建立起穩定的秩序。他為老朱家，也只能做這些了！朱元璋逝后，其孫即位，是為建文帝。建文帝即位后，召還了劉三吾。建文帝召還劉三吾，并不盡然是因劉三吾對建文帝的上臺曾有不世之功。況且，如今的劉三吾明顯太老，幾近九十，他為朝廷也干不了什么事。建文帝召還劉三吾，無非是與太祖思路的一脈相承，朝廷還有更多的事等著知識分子來做，劉三吾是朝廷用人的一個導向。處罰一個無過之人，起用一個垂暮鮐背之人，意義都是一樣的……

鄭和：下西洋的絕密使命

歷史上的宦官，很少有正面形象。明成祖朱棣以“靖難之役”，完成了從藩王到帝王的成功轉身。而為明成祖完成神秘壯舉的鄭和，恰恰是個宦官太監。

一、非凡太監

鄭和（1371-1433），原名馬和，小名三寶（又作三保），云南人。

鄭和屬于回民，其波斯名便為哈兒只·穆罕默德·贍思丁。其六世祖賽典赤·贍思丁，是元朝初期來自中亞的色目貴族，乃布哈拉國王穆罕默德的后裔，曾任云南行省平章，后追封為咸陽王。曾祖父伯顏，元大德年間任中書平章。父親原名米里金，漢名馬哈只，鄭和為其次子。馬姓是漢化的阿拉伯語“穆罕默德”，哈只則是朝覲過阿拉伯天方（圣地麥加）享有的尊稱。這是一個富有冒險精神的家族，鄭和的祖父與父親，都曾跋涉千里朝覲麥加，也被當地人尊稱為“哈只”。

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軍遠征云南，十一歲的馬三保命運就此改變。他被藍玉掠至南京，閹割之后成為宦官，分到了朱棣的燕王府。生理改變了，信仰也被改變——馬三保被姚廣孝收為弟子，法名福吉祥。

但馬三保并非娘娘腔，而是長得一副硬漢模樣，聰明好學，又行事果敢。據明代御用相士中書舍人袁忠徹記述：“鄭和身長九尺，腰大十圍，四岳峻而鼻小，眉目分明，耳白過面，齒如編貝，行如虎步，聲音洪亮。”當時還是燕王的朱棣，見到他后頗為驚異，接觸之后則更是賞識有加。朱棣沒有讓他去干些端茶倒水的勤務活，而是選他作為自己的貼身侍衛，馬三保也一步步成為朱棣的親信。

朱棣的眼光是歹毒的，馬三保不僅勇猛，而且善戰。靖難之役中，馬三保獻計朱棣，于鄭村壩連破李景隆七營，大敗建文帝的南軍。朱棣對這個貼身侍衛更加刮目相看，登基后立即封其為內官監太監。內官監地位僅次于司禮監，馬三保官居四品。

太監，已是內官的權力頂點。永樂二年（1404年），朱棣又給了馬三保更大的榮耀——賜姓！

賜什么姓呢？朱棣對鄭村壩之戰中馬三保的表現印象深刻，便賜其姓“鄭”，以資紀念，馬三保從此改為鄭和。誰也不曾料到，這個“國姓爺”鄭和，享受的還不是一時的風光，而是被永久地寫入了丹青史冊。

二、皇家血本

朱棣由藩王“發家”為帝王，是他從來就不會做蝕本的買賣。他讓而立之年的鄭和名利到頂，是因為有一根在喉骨鯁，需要鄭和幫他拿下。骨鯁在喉，寢食難安，朱棣需要不惜代價。這個代價，幾乎傾其國力——

永樂元年五月，朱棣下令福建建造一百三十七艘遠洋帆船。三個月后，又命蘇州船廠以及江蘇、江西、浙江、湖南、廣東諸省，另造船舶二百艘。同年十月，又令沿海各省迅速改造平底運糧船一百八十八艘。而朝廷直轄的龍江船廠，林立的兵士如臨大敵，數以萬計的技工晝夜加班。四年左右的時間里，單是《明實錄》記錄在案的大型新建（改修）船只，即達一千六百八十艘以上。

造船所用的材料，皆是上等的柚木。木材幾乎來自全國，長江、岷江上游的木材順流而下，漂至各大船廠。在生產力十分低下的時代，海量的采伐不僅消耗森林資源，巨木運輸也足以勞民傷財。但這場運動過于久遠，細節很難完整復原，只有《二申野錄》這類野史，留下一些奇聞趣事：朝廷需要巨木，工部尚書宋禮取材于蜀地，但得到的巨木又沒有運輸道路，便動用上萬人緊急開山。最后這個龐然大物自己走了起來，翻山越嶺，發出地震一般的聲音。

“神木”飛翔，似乎節省了蒼生百姓的無數汗水，但可以想象，那時的大半個中國，實際上都卷入了這場浩大的造船運動。

朱棣要造什么樣的船？寶船。寶船究竟什么樣子，今天尚能看到它的一支舵桿，長度為11~07米，差不多是一輛公交車的長度！所謂的舵桿，不過是船只舵葉的控制聯動桿。以舵桿推算，這艘船的舵葉大約為6米，近三層樓高。錨、舵轉動時，需要幾百人一齊動手，航行時要張開十二張帆。史料記載：寶船“大者，長四十四丈四尺，闊一十八丈；中者，長三十七丈，闊一十五丈”。一號寶船，長度為140~7米，寬度為57米。這是一個什么概念？面積比標準足球場大三分之一，體量接近海軍最新式的現代級導彈驅逐艦。當時的世界，根本沒有第二艘。

任何一個世界紀錄，都會付出曠世代價。著名史學家黃仁宇先生說：永樂初年之通貨膨脹，變本加厲。為什么會出現這樣嚴重的經濟問題？就是因為朱棣的“大手筆”，王朝的支出常常在實際歲入的兩至三倍。通脹的同時，百姓的徭役大幅度增加。朱棣便修改了他父親朱元璋制定的規則，將農戶三十天、匠戶三個月的徭役，一律延長至六個月。而據相關史料，這些服役者通常一年之后仍無法歸來。

如此不惜血本，朱棣究竟為了什么？

三、絕密使命

其實，答案非常簡單：朱棣只是要找到一個人。

——當初，燕軍破城而入時，建文帝朱允炆欲拔刀自盡，少監王鉞攔住了他：陛下不可輕生，太祖生前留有一個箱子，并說子孫若有大難，可開箱一視，自有方法。朱允炆命王鉞取箱，打開一看，內有度牒三張，白銀十錠，剃刀、僧服等物。朱允炆嘆息一聲：“天命如此！”然后剃發，縱火焚宮，著僧服潛逃而去。

——這是所有朱允炆下落的開頭，應該真實。當日朱棣指著一具尸體，斷言就是朱允炆。其實，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話。因為在現場處置后，朱棣立即秘密拘捕了溥洽。溥洽，是朱允炆的主錄僧，并且這一關就是十幾年。既不殺，也不放，就是拿溥洽作為一條破案線索，以便找到朱允炆。

與朱允炆一道消失的還有玉璽，也就是帝國的公章。號令天下的玉璽問題，貌似嚴重，其實無關緊要——皇帝的寶座都沒有了，玉璽也就是一枚私人印章。事實上，朱允炆的玉璽也與朱元璋的不一樣，朱棣沒有必要節省石頭上刻字的錢，把朱允炆的玉璽蓋在自己的公文上。朱棣即位的第三天，他即陸續啟用新朝玉璽，皇帝奉天之寶、誥命之寶、敕命之寶等，寶璽即達十七顆。

只有朱允炆的下落非同小可。但朱允炆出城后的去向，大概又不下一百種。谷應泰在《明史紀事本末》中，更有詳細的記載。《明史紀事本末》之說，雖未被后世史家采信，但作為一個嚴謹的學者，谷應泰不可能信口開河。正史、野史中朱允炆的諸多去向，歸納起來無非只是兩類：一個是國內，一個是國外。如果說朱允炆被仙人救走，老百姓可能信以為真，但朱棣絕對是不會相信的。

“靖難之役”后，朱棣隨即展開大規模的搜捕。國內的搜捕，朱棣秘密地交給了胡濙。

胡濙，常州人。胡濙算不上朱棣的嫡系，但他是一個很特殊的人。胡濙出生時毛發皆白，后來才轉為正常人。胡濙性格特殊，“喜怒不形于色”，非常適合從事秘密工作。

當時的胡濙任兵科給事中，朱棣將他提拔為戶科都給事中。細心的人應該看出來了：兵科，應該有一定的偵緝經驗。而戶科，主要是干財會業務。讓一個有偵緝經驗的人，披上財會人員的外衣，悄悄地從事老本行，朱棣確實是領導秘密工作的老手。

朱棣給胡濙的公開任務更蒙人——尋找仙人。胡濙到處鉆，采用什么手段，都不容易引起別人的懷疑。仙人什么樣，如何找仙人？這個業務誰都不懂。

可惜，十幾年的時間里胡濙一無所獲。在朱棣離世前，胡濙只告訴他一個讓他放心的答案，沒有告訴他具體的結果。胡濙最終到底對朱棣說了什么，后人也只能拼命猜測。

跨國搜捕，朱棣秘密地交給了鄭和與李挺。為什么選中鄭和？據傳朱棣同樣曾征詢了具有“特異功能”的袁忠徹的看法，袁忠徹說：“三保姿貌、才智，內侍中無與比者，臣察其氣色，誠可任。”

太監李挺，是鄭和的朋友與同事，也是很有能耐的一個人。朱允炆的下落，差一點在李挺的手上水落石出。李挺曾得知有兩位神秘的僧人，自武昌羅漢寺出發，乘船到了潯陽，再由鄱陽湖南下。他又從信江得知，曾有一位賣鹽商人陪伴兩位僧人，由鷹潭向南出發，可能前往福建。李挺一路狂奔，迅速追到了泉州。

泉州很早就是通往海外的重要港口，南亞、西亞、東非等地各種膚色的商人，在這里都能見到。泉州開元寺的住持告訴李挺：幾個月前，確實來過兩位內地僧人，但他們已經踏上了一艘阿拉伯商船，去了海外。

李挺的心都涼了，海天茫茫，哪里去追？

李挺結束，鄭和開始。

四、大軍追擊

永樂三年六月十五（1405年7月11日），朱棣發出行動命令：“遣中官鄭和等赍敕往諭西洋諸國，并賜諸國王金織文綺彩絹……”

——這是見于《明太宗實錄》的最初文字記錄。沒有抓人的事，沒有打仗的事。僅僅出于國際間友好往來的需要，鄭和代表朝廷給欠發達的國家提供經濟援助，給小國領導人贈送禮品。真是如此，那陣勢也太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