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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實在的，這幫明軍與倭寇交手，也相當不容易的。有時準備偷襲，早有人向倭寇密報了軍情。倭寇的成分太復雜，有的就是地方老百姓，有的與官員有聯(lián)系。偶爾仗打得很順，倭寇又使壞，敗逃時竟不扔障礙物，而是扔下錢物。銀子那么小，根本不好找，明軍將士不得不停下來，仔細地搜索草叢。

這幾十年，北起遼東，南至廣東雷州、海南，“倭寇”的侵擾遍及中國沿海各省，還深入內(nèi)地，連留都南京都一度告急。更要命的是一支六七十人的“倭寇”，竟將幾萬人的明軍從海邊追到今安徽境內(nèi)——不是全方位的腐敗，倭寇問題也等不到戚繼光出馬。戚繼光的英雄之花，正是開放在王朝腐敗的土壤之上！

一而再再而三地失敗，戚繼光猶豫了。

六、高危的險棋

戚繼光思考的結果，就是重新練兵。

申請報告送到胡宗憲那里，胡總督大約批的是兩個字：同意！

一來一往，太簡單了。其實，膽小的早嚇死了。

按照明朝的軍制，軍官的培訓是都督府的事，士兵的訓練是衛(wèi)所的事。軍官的職責就是帶兵打仗，需要多少兵由兵部負責解決。這個制度最大的好處，是真有異志的壞人混進軍隊，只能當個光桿司令，沒有辦法帶人造反。

戚繼光要招兵訓練，那是膽兒夠肥的。胡宗憲膽敢批準，那也是和尚打傘。萬一出了差錯，兩人得腦袋一起搬家。就算不出差錯，還要看自己運氣如何——看有沒有人舉報。當然，眼下屬于特殊時期，真有人舉報，得看胡宗憲應對危機的能力：或大禍臨頭，或大功在手。兩個極端，都很正常。

在“戚家軍”名震天下后，“狀元軍”就曾轟動過一時。

淮安人沈坤，嘉靖二十年（1541年）狀元。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因為母親去世，沈狀元丁憂在家，恰逢倭寇進犯。出于保家衛(wèi)國的良好愿望，沈狀元散盡家財，招募了千余名兵丁，打得倭寇夠嗆，百姓稱之為“狀元軍”。“狀元軍”只紅火了一年，第二年，沈狀元的父母官淮安太守范槚等，即舉報沈坤“私自團練鄉(xiāng)勇，圖謀背叛朝廷”。結果，獎狀沒拿到，逮捕證到了，沈狀元被捕入獄，最終被殺頭。沈坤沒有進入正史，他有個朋友吳承恩，就是寫《西游記》的那位。吳承恩為沈坤的遭遇憤憤不平，便是拿沈坤與戚繼光作對比的結果。

胡宗憲對戚繼光的想法也有點不放心，因為浙江人當兵打仗是個弱項。戚繼光的回答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全浙，豈無材勇！”戚繼光怎么這么自信呢？全是緣分。

戚繼光的朋友中，有一位后人知之甚少的汪道昆，戚繼光的諸多軼事便是出自這位朋友的著述。汪道昆（1525-1593），字伯玉，號南溟，又號太函，歙縣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汪道昆仕途的第一站，便是義烏知縣，后調(diào)任兵部。東南沿海局勢緊張時，汪道昆又任福建副使。汪道昆幫助戚繼光籌謀策劃，大膽招募“義烏兵”。

汪道昆與戚繼光共同看好“義烏兵”，是因為這里太窮。

在浙江，義烏屬于貧困山區(qū)，民風剽悍，人能吃苦，也不怕死。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義烏人與永康人為爭奪開礦權，一打就是四個月，雙方死傷二千余人。雙方打起來，男女老少齊上陣，前面人倒下，后面的接著上，并且極具義氣，誰家死了人誰家抬回去，不計較撫恤費。

戚繼光看中的正是這些礦工，并且還要挑。

戚繼光的招兵條件不僅苛刻，簡直有點欺負人。歸納起來，主要是這么三條：

一是看出身。城里人不要，比較奸猾。在政府機關混過的，肯定油條，當然不行。必須是沒見過世面的鄉(xiāng)巴佬，不怎么說話，擅長埋頭苦干。

二是看體質。身強力壯，有膽氣血性。身材不能太高，但手腳要長，肌肉結實，四十歲以內(nèi)，不能長得太白。

三是看智商。人要老實，智商太高的不要，太低的也不要。關鍵是能聽懂首長的命令。首長命令之外的話，最好一句聽不懂。尤其是絕對不能怕對手，但怕首長又是必須的。

功夫不負有心人，如此嚴苛的征兵條件，戚繼光居然順利地招到了四千多人。

對這些入伍的新兵，戚繼光進行了簡短的政治培訓。因為前面征兵條件的限制，戚將軍的動員報告只能作百十字：

“諸位都聽了：凡你們當兵之日，是要拿餉銀的。刮風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但你要記得，這銀兩都是官府從百姓身上納來的，你在家種地辛苦，現(xiàn)在不用你勞動，白養(yǎng)你幾年，不過望你上陣殺敵。你不肯殺敵，養(yǎng)你何用？”

接下來，戚將軍要進行他特殊的軍訓。

七、殘酷的兵法

創(chuàng)新從來就是制勝的法寶。多次的失敗，迫使戚繼光在這支隊伍中實行全面的兵器與戰(zhàn)術改良。戚氏兵法，猛而狠。沒有猛藥，治不了頑癥。

倭寇的利器是倭刀。倭刀屬于加長型的日本軍刀，長有五尺。明代一尺約為32厘米，與今市尺相近。倭刀刀刃鋒利而刀身有彈性，性能與質量優(yōu)于明軍兵器，戚繼光對此曾有“長兵不捷，短兵不接，身多兩斷”之嘆。倭寇使用倭刀，往往跳躍式前進，一眨眼就貼近明軍，要是眼神差甚至沒看清敵人，自己的腦袋就被削掉了半邊。所以，新兵必須有新式武器克敵制勝。

孫子兵法的首要一條，是知己知彼。義烏兵要面臨的敵人是倭寇，要消滅倭寇，首先必須針對性地取得兵器上的優(yōu)勢。戚繼光選中的武器，叫狼筅。

這玩意其實很普通，義烏兵早就熟練運用。狼筅最初就是礦工打架時發(fā)明的，作為產(chǎn)業(yè)工人，私藏兵器是非法的，平時突然要斗毆，只有拿刀去砍根竹子，三下五去二，削去礙事的枝葉，然后就派上用場了——這就是原汁原味的狼筅。

戚繼光新使用的狼筅，屬于改進型。就是丈余長的竹子，削去散亂的枝葉，留下鋒利的尖枝，再在頂端安上鐵釘或尖刀——這就再也不是打架的工具，而屬兵器的范疇了。況且，留在竹竿上的尖枝，浸過桐油，耐用程度與堅韌性也大為增強。有文人記述竹竿上還綁有鐵絲，猶如尖銳的鐵絲網(wǎng)，實際上沒有，因為明朝還沒有發(fā)明鐵絲，并且這樣做反而多余——笨重，用起來不順手。

倭寇的另一個神秘利器是聲波。朱九德《倭變事略》稱倭寇“皆髡頭鳥音”，實際上是他們的軍中號令以及吶喊聲都是外語，明軍根本聽不懂，感到很恐怖，但這也證明外語確實為任何專業(yè)不可或缺。狼筅的威懾力，還在于橫掃或抖動時，會發(fā)出呼呼的聲響，無數(shù)狼筅一齊舞動，現(xiàn)場氣氛絕對嚇人。倭寇擁有的聲波武器，明軍現(xiàn)在也有了。

公允而言，明軍總是被倭寇打敗，自身的腐敗固然是主要原因，機械用兵也非常關鍵。東南沿海地區(qū)多丘陵溝壑，河渠縱橫，道路往往狹窄，不似北方地勢開闊。遭遇倭寇時，龐大的明軍隊伍往往施展不開，兵力發(fā)揮不了作用。與倭寇接觸，前鋒一敗，后面便自相踐踏，潰不成軍。

吃了無數(shù)次虧的明軍將領，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了這個問題，到戚繼光這里才找到了有效的解決辦法，即是“鴛鴦陣”。

鴛鴦屬于愛情的形象代言，但“鴛鴦陣”一點都不溫柔，只因鴛鴦好結伴，才給這種緊密型的作戰(zhàn)團隊取上這么個好名，順便以溫馨語詞淡化其冷酷的屬性。一個“鴛鴦陣”，就是一個獨立的作戰(zhàn)團隊，成員平時生活在一起，相互熟悉，戰(zhàn)時生死相依，共有十二個人：隊長一人，盾牌兵兩人（執(zhí)長牌、藤牌），狼筅兵四人，長槍（矛）兵四人，短刀手兩人，火兵一人（炊事員）。

作戰(zhàn)時，“鴛鴦陣”縱隊排開，隊長居前指揮。盾牌兵遮擋敵兵的箭矢或刀槍，掩護后隊前進，并與敵近戰(zhàn)。狼筅兵既擾亂敵方陣腳，亦可發(fā)動進攻。長矛兵為進攻主力，給予敵兵以致命殺傷。隊伍最后是短刀手，防止敵人迂回，從側翼保護長矛兵。火兵有時也投入戰(zhàn)斗，主要是協(xié)助其他士兵作戰(zhàn)，積累實戰(zhàn)經(jīng)驗后升為戰(zhàn)兵。

隨著戰(zhàn)場的情形與局勢的變化，“鴛鴦陣”可以變縱隊為橫隊，變一陣為左右兩小陣或左中右三小陣，一隊變成兩伍或三伍。前者稱“兩才陣”，后者稱“三才陣”。戚繼光的龐大軍隊，看上去黑壓壓一片，但無論是發(fā)動攻擊還是追擊敵兵，隊伍的基本結構仍是緊密的，并非一哄而上。

這種陣法，實質上是以團隊對付敵方的單兵，因而效果極佳。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的七年中，戚繼光率領的“戚家軍”累經(jīng)十三戰(zhàn)，每戰(zhàn)必克，敵我傷亡比例達到30:1，并且倭寇始終沒有找到破解之法。

“鴛鴦陣”能有如此成效，在于戚繼光深知其中的關鍵，這就是團隊的密切合作。而“戚家軍”的勝利，完全是建立在嚴酷的軍法之上：若作戰(zhàn)不力而戰(zhàn)敗，主將戰(zhàn)死，所有偏將斬首；偏將戰(zhàn)死，手下所有千總斬首；千總戰(zhàn)死，手下所有百總斬首；百總戰(zhàn)死，手下所有旗總斬首；旗總戰(zhàn)死，手下所有隊長斬首；隊長戰(zhàn)死，十名士兵全部斬首；一伍士兵陣亡，其余四名士兵全部斬首。當然，有斬獲的士兵可以免罰。冷酷的軍規(guī)，一體賞罰的鐵紀，迫使將士生死與共。

同時，戚繼光又恩威并施，重賞殺敵士兵：每斬獲一敵，賞銀四十兩！四十兩白銀，明代與當代的貨幣換算比較復雜，大體每斬獲一敵，就可以成為有房有車一族。

——這就是戚繼光基于軍制的幾項重大改革，戚繼光也將因“戚家軍”與“鴛鴦陣”而名垂青史！

八、永遠的英雄

作為“民族英雄”，戚繼光固為后世景仰，同樣也為后世質疑。爭議的焦點，在于為戚繼光所滅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其中最偏頗的觀點，是認為戚繼光沒有殺過一個日本人，鎮(zhèn)壓的都是走投無路的中國平民，曠日持久的反侵略戰(zhàn)爭“子虛烏有”，戚繼光與岳飛、文天祥不能相提并論。

但歷史并不能杜撰，正史與明人的相關著述，對日本人擾亂中國有著清晰的記載。《明史·外國》載：“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嘉靖實錄》載：“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朝鮮正史《世宗實錄》載：“然其間倭人不過一二，而本國民假著倭服成黨作亂。”明代兵部侍郎鄭曉稱：“大抵賊中皆我華人，倭奴直十之一二。”比例最低的，見于被倭寇擄去的一位昆山人的回憶：“大抵艘凡二百人，所謂倭而椎髻者，特十數(shù)人焉而已。”從史料綜合出的結果來看，制造這場禍亂的，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九十是中國人。

日本浪人、武士的多與少，只是一個比例問題，倭寇有“日貨”成分肯定是真的。稱之為“倭寇”不算錯，就像水多肉少，叫“肉片湯”同樣貨真價實。朱九德《倭變事略》中倭寇“皆髡頭鳥音”的細節(jié)描述，更能證實倭寇的性質：不會有哪個人，僅為當個土匪還特意去攻讀外語。

倭亂長時間持續(xù)，有著復雜的政治、經(jīng)濟因素，軍事因素也只是一個方面。數(shù)十年的抗倭，也不可能是戚繼光一人之功。作為一個職業(yè)軍人，戚繼光不可能匡正最高統(tǒng)治者的治國方略，但他做到了救國家于危難，救百姓于水火。倭患最嚴重的東南沿海三省，皆因戚繼光的出現(xiàn)而轉危為安。

浙江戰(zhàn)場：嘉靖四十年（1561年）四月起，戚繼光部取得了“臺州大捷”等五戰(zhàn)五勝，殲敵五千五百余人。

福建戰(zhàn)場：臺州之役后，戚繼光移師福建，贏得橫嶼、牛田、林墩、平海衛(wèi)、仙游之戰(zhàn)的勝利，斬殺海寇近萬人，其境內(nèi)倭亂基本平息。

廣東戰(zhàn)場：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俞大猷、戚繼光水陸并進，在南澳之戰(zhàn)中斬殺吳平人馬一千五百余人，溺斃海寇五千余人。經(jīng)其大戰(zhàn)，廣東境內(nèi)海寇亦基本肅清。

空前的戰(zhàn)績，所謂“英雄”，莫非如此！

打的是真倭寇，當?shù)氖钦嬗⑿郏堇^光是實至名歸。戚繼光身上最奇異的現(xiàn)象，其實是他建功立業(yè)的一帆風順，幾乎將英雄的形象進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