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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我們那地方，有一個古老的風氣，生下孩子，就以他出生的地點命名。譬如張田埂、李井邊、吳河口——這風氣因何而生，我沒有研究，大約是那種以為&quot;賤名者長生&quot;的心理使然，不過十幾年前在村子里叫“醫院”的孩子特別多。這風氣如今已不流行，年輕的父母早已不愿用如此古怪的名字稱謂自己的孩子。現在我們那兒的孩子，大部分都叫做“俊杰”、“梓軒”、“雨桐”、“芷晴”這般優雅而別致的名字了，那些曾以出生地點命名的人，如今大多去了縣公安局的戶證窗口改成“雅名”了，當然也有沒改的，比如我的姑父——趙樹里。

趙樹里的媽媽，也就是我的親奶奶，她是在一棵據說有1500年歷史的老樹的樹洞里把我姑父生下來的，這也是咱們家津津樂道的一件趣事。也許是天意，姑父小時候就是吃樹皮長大的，倒不是因為他的名字，而是那個時候條件不好，全國上下都在鬧饑荒，所以我的姑父從小發育不良，正如您所見，他一直是這副瘦弱不堪的模樣。雖然我沒有親眼見過，但我的父親告訴我，他們兄弟二人小的時候，因為樹皮太硬，實在啃不動，就由我的奶奶一點一點嚼爛，嘴對嘴地喂給他們吃。生在樹里，靠吃樹長大，我姑父的生命是樹賦予的。

直到盧總書記改良了水稻栽培的技術，政府在十里灣大力推廣開來之后，村里人的日子才漸漸好過了起來。縣里開始來給孩子們掃盲，姑父和我父親同時考上了縣里的中學，但家里必須得有人在地里干活，不幸的是，我的爺爺英年早逝，姑父是哥哥，便把上學的機會讓給了父親，自己一手撐起了這個家。我的父親后來成為了一名老師，這才有了我。他罹患癌癥，臨終時提的最多的不是我，也不是我媽媽，而是姑父。我依然記得他走的時候，緊緊地攥著我姑父布滿“溝壑”的雙手，淚流滿面，用家鄉的方言說：“哥哥，對不起……我對不起你。”和印象里那個無比嚴肅冷酷的父親不同，他在姑父的面前死去時，像個稚氣未脫的細路仔。

因為父親的死，姑父變得更加沉默寡言。他本身就是個不善言辭的人，年輕的時候，他曾娶過一個“上山下鄉”的女青年，不過這段婚姻僅僅維持了三年。和那些只有初中或高中學歷的知青不同，我的這“半個”姑媽是真正的大學生，她知書達理，溫文爾雅。在我對她僅存的幼年記憶里，她總是一個人坐在地里看書，直到天黑了，才依依不舍地回去，我人生中的第一本書《蛙》就是她送給我的。姑媽家本是書香門第，小時候她的父母因為不服從國家統一調配資源的指示，被貶為賤民，她被送進了廣州孤教所。但命途多舛的她仍然憑借著過人的天賦和不懈的努力考進了華南師范大學，在大學中她成績優異，畢業后卻正趕上了那場“浩劫”，加之個人身份的限制，不僅分配不到教師的工作，甚至連生產建設兵團也不愿意要她。無奈之下，她只能響應國家號召，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我想，她大概是不愿意嫁給我姑父這樣的農民的。在我的記憶里，姑媽似乎從未笑過，關于她的故事，也全部來自我母親的閑言碎語。

姑父年輕時是個勤懇踏實的小伙子，村里有不少姑娘都喜歡他，他具備一個農村人身上幾乎所有的美德——樸實、善良、勤勞、樂于助人……但就是沒有文化。當時在村子里有文化的，除了我那在縣城里教書的父親，就只剩下村支書的兒子王大志了。姑媽一個人在十里灣無依無靠的那段日子里，是王大志接濟她、幫助她的，她自然而然地喜歡上了王大志。這本是個落魄小姐和鄉里書生才子佳人的老套故事——如果王大治沒有老婆的話。

姑媽失去了自己的家人，失去了自己的夢想，失去了自己的貞操……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就在她跳河自殺那一晚，是我姑父把她撈上來的。他們在村里人的撮合下在一起了，我姑父很愛她，我記得小時候姑父看她時的那雙眼睛，就像一堆黑漆漆的炭灰里埋著的兩顆鉆石。

可姑媽后來還是走了，在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夜晚跳了河。姑父很痛苦，我想他痛苦的根源不僅僅在于姑媽的死，更在于不明白姑媽為什么寧可死也要離開他，但他永遠不會懂了。

我有時候也偷偷地想，其實姑媽要離開的不是他，而是這個殘忍的世界吧。

二十年前，國家取消了農業稅，所有人都認為好日子終于來了，其中也包括我那孤苦無依的姑父趙樹里。但稅雖然免了，種子、農藥、化肥的價格卻一路飆升，農民的錢以前是交給了國家，好歹算支持國家建設，而現在，錢都落在了商人們的手里。

時代的車輪從來不等人，特別不等農民。看到城里人的日子過好了，村里人特別想緊跟時代的發展，家家戶戶都要蓋房子、買車子，我放假回村里的時候，很驚訝他們的錢都是從哪來的。我的發小狗剩告訴我，是“志哥”借的。王大志是村干部的兒子，而且娶了城里的富戶，家底厚實，但我不相信他這么好心，無條件地借錢給村里每戶人家，于是我問道：“有利息嗎？利息多少？”狗剩說：“我算不明白，志哥說多少那就是多少唄。”三個月之后，狗剩就因為還不上錢被王大志帶著一伙人打死了，房子、車子自然也轉到了王大志的名下。

后來，王大志被抓進市里槍斃了，同年政府為了打擊高利貸，在咱們村成立了農村信用社。幾個村里人和我的姑父合計著改良一下生產設備，順便弄個養豬場，我姑父興奮地從信用社借了二十萬，年息不過幾百塊錢。但當他去找那些“志同道合”的兄弟們時才發現，兄弟們已經把借來的錢全部用來喝酒賭博了，養豬場的事兒就這樣不了了之。大部分人都向信用社借錢喝酒賭博，信用社自然也就不愿意再借給農民了，轉而把農民的存款都投到城里搞房地產，隨著房價一路攀升，信用社的人都發財了，至于農民嘛，還是農民。

十里灣本是千千萬萬農村的一個縮影，直到十年前的那群人的到來，它開始變得與眾不同。

當時正處于炎炎夏日，我放暑假回到了村子里，陪姑父種種地。那天的天氣特別熱，村口突然停了十幾輛轎車，從那上面下來的人都穿著西裝，戴著墨鏡。我們從來沒見過這么多西裝筆挺的人，大家都認為，穿西裝的人都是城里的大人物。村長把大家聚到一起，所有人都對那幾個西裝筆挺的中年人點頭哈腰，那幾個人隨手就給村里每個人發了十萬塊錢紅包，大家全部都驚呆了，包括我在內——世上還有這樣的大善人，專程來農村給農民發錢？他們花了三天的時間，在田里東張西望，時不時地捻把土聞聞，然后就把我們叫到一起，在每個人的手掌心里撒了一大把種子，大家從來沒見過的種子。

“以后你們就不要種水稻了，所有人回家都把稻子拔了，全種上這個。”我記得說話的是個子最高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