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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情況往往是：今天家臣們造反殺了主子，明天卻被鄰居的大名殺死，后天當勝利的大名回家一看，兒子已經取代了他的位置。

日本進入了毫無綱常道德可言的所謂“下克上“的諸侯爭霸時代，整整亂了一百多年。戰亂中，尸骨遍野，無數人流離失所，農民無法安心下田耕種，饑荒當然隨之而來。老百姓無路可生，強壯點的當盜賊或者參加宗教組織“一揆“造反，羸弱的只有等死。

在倭寇的發源地，日本九州的情況怎樣呢？

九州是日本南部的最大島，有肥前、肥后、平戶、大隅和薩摩等諸多藩國。如同日本各地一樣，九州島也是諸雄并立，空前混亂。北邊，豐前與筑前的大內氏原本是九州最強的大名，但是遭到家臣陶晴賢的政變滅亡了，而陶晴賢不久被九州之外強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殺。毛利元順勢進入北九州，這就和另一個強藩--豐后的大友氏碰上了。南邊，薩摩的島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拼。西邊，肥前的龍造寺氏則和少貳氏內亂不休。

有戰爭就有失敗者，在戰爭中失敗、喪失家主的武士成了無米下鍋的浪人，怎么辦？因戰爭無法謀生的漁民、流民，怎么辦？下海！做海賊！與其在陸地上饑寒而死，不如到海上去撞撞運氣。

除了死里求生，發財夢也是下海的另一個重要理由。當時明朝斷絕了官方的朝貢交易，導致海盜走私團伙日漸猖獗，中國的生絲、棉布、陶瓷、藥品等，都是日本的搶手貨，日本不少富商、無賴也打起了做海賊賺取厚利的算盤。不僅僅如此，海賊的背后還有大名的資助和庇護。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這樣定義“倭寇“：“從十三世紀初開始，九州和瀨戶內海沿岸富于冒險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攜帶同伙，一方面到中國和朝鮮（高麗）進行和平貿易，同時也伺機變為海盜，掠奪沿岸居民。對方稱此為倭寇，大為恐怖。“

日本十九世紀著名學者佐藤信淵總結日本海賊的出處說：“從永正、大永時起，伊寧國因島、久留島、大島地方人士，飯田、大島、河野、脅屋、松島、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繼渡海到海外，從事海賊勾當以富家室；并以野島領主村上圖書頭為議事之主，各集其所屬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余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諸邑，奪取種種財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國、九州濱海之諸浪人、漁夫、船夫、無賴等逐漸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數日多。后來，其眾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

在明日朝貢貿易正常的百余年內，倭寇到中國劫掠的次數并不很多，因為日本的將軍、大名為了保護航路也進行嚴打。在嘉靖中期明日朝貢貿易中斷以后，情況才為之大變。

明代，從日本到中國的船，一般都是在三月到五月從平戶的“五島“或薩摩出發，經過大小琉球（沖繩島和臺灣），到達浙江、福建、廣東。

當年日本遣唐使的船只到中國，在海上要航行幾十天甚至數月，旅途之艱難駭人聽聞，我們在中學課本熟悉的著名遣唐留學生晁衡（阿倍仲麻呂），就是因遭遇風暴死于回國的路上。

而到了明代，人們對季風的知識已經日漸豐富，加上船只的制造技術有了發展，從日本出發，如果掌握好風向，只要幾天就能順利到達中國。

《日本圖纂》上這樣描寫當時的日本船：“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斗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至于船的大小，從能載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也有能載二百余人的大船。

就這樣，一群又一群的日本海賊，滿懷對財富的渴望，乘風破浪地向大海彼岸進發--富裕而軟弱的中國，就是他們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