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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內部趨于平穩，但從整個大漢而言，卻不能簡單地用“天下無事”來形容，偌大的一個帝國，每月每日都伴隨著此起彼伏的風云變化。

當然，最“熱鬧”的還得屬大漢諸邊，越是偏遠邊疆，就越多事。自西北到東北，皆是如此，榆林道那邊，由于朝廷強硬的漢化政策，終于爆發了一場反噬，夏州黨項部眾數百人，在酋長的率領下作亂，反抗朝廷的吞并行為。

結果是沒有任何意外的，為兗國公、夏州兵馬都指揮使王侁率軍撲滅，平亂的過程沒什么值得描述的，簡單快速，平澹如水，稍微血腥點的是，所有從亂的黨項叛匪都被王侁殺了，并且株連了上千的黨項部眾。

這件事于大漢而言，只是微瀾一起，但傳到東京，卻引起了一定的重視，準確地來說是劉皇帝的重視。

劉皇帝自然不會去反思朝廷的胡民政策如何導致黨項人的反抗，他甚至有些憤怒，在他當政到如今威澤遍布天下的情況下，竟然還有人敢反叛。

這可與西南山溝溝里蠻民的叛亂不同，這可是在夏州，在大漢西北的核心統治區域，王化最深的幾處邊州之一，造亂的又是黨項這個大漢國內比重比較大的少數部族。

更可恨的，還在于這是因為反抗漢化，對抗朝廷根本的胡民統治政策，這就觸犯逆鱗了。為了推行徹底的漢化政策，打算胡民原有的生產、生活關系，朝廷經過了那么多的討論與準備，又以極大的決心去推動，朝廷內部本就有些異聲，這突然爆發的反叛，簡直是打臉。

黨項人可不是前兩年新依附的漠北部族，從定難軍歸附開始，已經過去十多年了，但其他地方沒有大的變亂，偏偏是黨項人，偏偏在夏州地這西北重鎮。

這說明什么，朝廷對于黨項人的歸化是不到位的，很多人的都是面服心不服，僅靠遷走李氏家族，以及分拆轉移幾萬黨項人，是沒法解決根本矛盾的，只是一種緩解折中的辦法。

過去，沒有發生大的變亂，只在于朝廷沒有觸及到他們的核心利益，尤其是部族首領、酋長們的核心統治權力。

而十多年后，新一批的黨項人成長起來了，他們對朝廷的敬畏也在趨于澹化，漢胡之間的新舊矛盾也在長時間的醞釀下開始發酵，朝廷的漢化政策，只是一個引子，具體的表現就是夏州那場并不值得大書特書的叛亂。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這是顛撲不破道理。但作為統治者，劉皇帝可不會反思自己的政策有什么不對，尤其是針對黨項人，他的憂國憂民，也是有局限的，甚至認為，黨項人之所以敢掀起動亂，恰恰證明朝廷的過去的治化政策不到位，正需進一步的貫徹落實，認為壓迫得不夠徹底，沒有將其徹底馴化。

在國家大局面前，黨項人，具體地來講，黨項首領們的利益，也是微不足道的。敢反抗，那朝廷就敢殺，劉皇帝的態度是強硬的。

因此，對于王侁反應及時有效的平亂成績，予以了肯定的評價，下詔褒獎，并說王樸生了個好兒子，不負兗公之爵，該當重用。而這一個評價，也基本能夠宣告，下一任的榆林道都指揮使便是王侁了。

同時，劉皇帝敦促朝廷向北面諸邊發布訓令，要求各邊地官府，在施行漢化政策的過程中，要嚴防部民反復，夏州事件，就是一個警示。

而根據此前的政策，夏州知州就倒了大霉，因為境內出現了成規模的叛亂，鬧出的動靜甚至上達天聽。

小小的動亂雖然平息了，但事后的追責程序卻也沒有少，知州劉承錫直接被罷官奪職，貶為庶民，這可是宗室子弟，劉崇的兒子，劉皇帝的堂兄弟。當然，以劉皇帝對這些宗室嚴厲的態度，這樣的處置也不足為奇。

不過，在夏州還流傳著一個似是而非的故事，說事發之前，王侁便已收到了消息，但刻意按捺，待亂眾聚集，影響擴大之后，方才出兵平亂，賺了一個不大不小卻足以支撐報捷的功績。

當然，這其中的彎彎繞繞，也說不清楚，就算傳到朝廷，引起重視，也很難調查出個具體的結果來，王侁要想辯解，也有的是話說，但平亂的事實卻是確定的。

而事實上，發生在夏州的這場黨項人叛亂，在當地影響還是很大的。那些長時間接受朝廷統治的黨項人，忽然發現，似乎有了另外一個對抗朝廷、爭取利益的辦法，而伴隨著朝廷不肯妥協變通的漢化政策，伴隨著朝廷敦促下諸邊道州官府的高壓政策推動，矛盾也只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越積越深......

如果說發生在夏州的變亂只能用微瀾來形容，那在漠北，就可謂風云激蕩了。契丹主耶律賢的病逝，于漠北而言，是個巨大的變故。

通過幾年的休養，好不容易維持住的對塞北部族的統治，隨著耶律賢的死再度動搖了。且不提漢軍的鐵騎吊唁，僅契丹內部就陷入了動蕩不安之中，而在金山以東的乃蠻人也趁機，再度向東擴張，侵襲契丹的漠西北地區，向著新草原霸主的遠大理想目標前進。

當然，于契丹而言，乃蠻人的侵擾，也只是疥癬之疾，他們面臨最關鍵的問題則是，誰來繼承契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