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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中午只啃了一塊干面包。

所以一個小時以后，我們已經坐在貝爾福德街一家法國餐廳里了。安得蒙點餐很優(yōu)雅，而且恰巧符合我的胃口。

他甚至幫我點了我最喜歡的蘋果酒。

“所以你叫艾倫.卡斯特？”他問我。

“不喜歡這個名字？”

“不，”安得蒙食指摩擦著高腳杯，意味深長：“我喜歡這個名字。喜歡得要命。”

我問他：“你為什么請我吃飯？”

“我在追你，艾倫。”

我正在吃提拉米蘇，滿嘴奶油，驚恐的抬頭：“這是個約會？”

“你說過會愛上我，不是嗎？”

我吃完最后一口甜點，站起來準備離開：“哦，親愛的，你聽錯了。”

他伸出手拉住我胳膊。

“可是我是認真的，艾倫.卡斯特。”

第二天早上，我穿著睡衣出門取報紙，猶豫今天是閑逛還是找工作，推開門就看見了昨天給安得蒙開車的司機。我記得這個司機，他叫彼得，穿著挺直的軍裝，藍眼睛看人總是冷冰冰的。

他用挑剔的眼光掃視了我不足二十平米的小公寓和彈簧壞掉了的沙發(fā)，不予置評，然后面無表情的把一大簇深紅色玫瑰花遞給我，轉身就走。

花束下面系著一張卡片，漂亮流暢的花體字：

我愛你，艾倫。——From

安得蒙.加西亞

我叫住他：“告訴你老板，同性戀是犯法的！”

藍眼睛的司機僵直的轉過身，盯著我：“他知道。”

第二天我收到了同樣的玫瑰花，卡片上的話變成了：

親愛的，你的眼睛很美。——From

安得蒙.加西亞

我問彼得：“安得蒙追人只會這一種方式嗎？”

第三天沒有玫瑰了，彼得站在門口，生硬的說：“加西亞先生問你——‘寶貝，你喜歡我用什么方式追你’？”

有一天早上門鈴響了，我照例叼著早餐面包，左手端著咖啡杯去開門。我把頭伸出門外：“告訴你的變態(tài)老板，我不是同性戀！真見鬼！”

安得蒙穿著一身白色的西裝，顯得英俊迷人。他很紳士的糾正我：“不，你是。”

“我不是，見鬼！”

“你是。”他固執(zhí)的重復：“我愛你，親愛的。”

“艾倫，你可以試著和我談一段時間戀愛。如果你厭倦了，隨時可以離開。”

我問過安得蒙很多次，他為什么會喜歡我。安得蒙總是很認真的思想一會兒，回答說：“親愛的，這是一見鐘情。”

我總覺得哪里不對，可是他的話特別真誠，而且說話時總是看著對方的眼睛。我拒絕過他，但是他強行抱著我，手臂勒得我肩膀很痛。他一遍又一遍的說，艾倫，我愛你。

“你確定你精神正常？”我問他。

他吻我的頭發(fā)，聲音柔和好聽：“不確定。”

我只知道安得蒙.加西亞在政府機構工作，和軍隊有點關系。他幫我在數學研究所找了一個研究員的職位，我們住在他在倫敦一所小別墅里。已經兩年了，一切美好得仿佛不現實。我沒有關于過去的記憶，而他從來不問我這些問題。

他只是在我拼命回憶過去時抱住我，說：“艾倫，想不起的東西不要想。”

我不再吸煙了。安得蒙把我所有的香煙都扔進垃圾桶里。他從不指責什么，但是會在我偷偷摸出打火機點煙時突然出現，溫柔的脫掉我的衣服，把我丟上床，掰開腿折騰得死去活來。

安得蒙會彈鋼琴，我喜歡看他坐在二樓三角鋼琴前專注的樣子。貝多芬的旋律在房間里舒展開來，美妙極了。

有時候他會告訴我工作時聽到的故事。我最喜歡的那個是一群密碼專家破譯一個叫“迷”的德國密碼。他們中間有一位劍橋畢業(yè)的天才數學家，以群論為基礎，找到了這個戰(zhàn)爭中最大謎題的答案。他們甚至制造出了一批解密機。這個東西太過先進，以至于戰(zhàn)爭結束之后來丘吉爾首相親自下令把它們粉碎成不超過拳頭大小的碎片。

當時我正在做報紙上的填字游戲，很不滿意：“我也是劍橋畢業(yè)的，他有我天才嗎？”

安得蒙衡坐在壁爐邊看資料，認真思考了片刻：“有。”

我磨牙：“有我風流帥氣英俊迷人嗎？”

他仔細端詳了我很久，彎起眼睛笑：“有。”

我憤怒了：“讓他見鬼去。”

“不，親愛的。”安得蒙放下手里的資料過來吻我：“他和愛他的人一起。永遠在一起。”

有一次我在家里的櫥柜里發(fā)現一張黑白照片，上面是一個穿長褲和襯衫的漂亮女人。蓬松的卷發(fā)披在肩上，笑容像嬌艷的花朵。

“前女朋友？”我問。

“這是安妮，我的助理。”他嘆了一口氣：“戰(zhàn)爭時期她獨自一個人進入德國占領區(qū)，從集中營里救出了三個很有價值的女同事。非常了不起。”

“噢，太了不起了！”那一刻不知道為什么，我覺得有些懷念：“有機會能見到她嗎？”

“不行。”安得蒙深碧色的眼睛有些暗淡：“她死了。但是她的同事活了下來。”

“我覺得在哪里見過她。”

“那是錯覺。”他拿走照片，放進西服口袋里：“你記錯了。”

我總是記錯東西。

我曾經順路去一家電纜廠見一位熟人，正好看見工人抄錄電表。

一個有著及肩黑色卷發(fā)和鷹鉤鼻的猶太人，穿著滿是油污的藍色工服，爬到管道高處讀表。一瞬間覺得非常眼熟。

我不知為什么腦海里突然浮現出他穿著呢絨大衣，隨隨便便坐在辦公室窗臺上喝咖啡的樣子。

“他叫什么名字？”我問朋友。

“拉斐爾.修茲

，”朋友無所謂的說：“這個人戰(zhàn)爭中沒有上前線參軍，是個懦夫。”

“那戰(zhàn)爭期間他在哪里？”

“天知道，從來不說。”朋友聳聳肩。

我想起自己也沒有上過戰(zhàn)場，有種莫名其妙的熟悉感。可是我不認得拉斐爾.修茲這個人，于是默默的看了他一眼，離開了。

朋友和我討論著倫敦空襲時的壯烈，還有他再也沒有回家的親人或者朋友。他神情哀傷，但是眼睛里卻充滿希望：“戰(zhàn)爭勝利了，真不敢相信！”

我對這些一無所知。每當我試圖回憶它們，只覺得心底空空蕩蕩的，像頭頂不列顛高遠湛藍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