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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開埠時間不長，但上海已經發展為世界上最大的國際性都市，集金融、貿易、工業、新聞、出版諸多中心于一體，一舉一動舉世矚目，如果能在這里成功起義，對全國各地會有十分強烈的示范作用。

而且這里的守舊勢力最為薄弱，接受新思想和新觀念的程度最好，且有著最大規模的市民階層，這都是起義獲得成功的有利條件。因此從年初開始，瓊林黨人和泰州黨人的首腦便云集上海，以上海若干個以各種名義創辦的團體為掩護，暗中奔走籌劃。

比如‘滬上文社’、‘修業堂’、‘正己社’等幾十家文會、講壇，便是瓊林黨人的據點，而泰州黨人則以‘水手之家’、‘退役軍人聯誼會’、‘紡織工會’等十幾家社會團體為據點。

因為這里是瓊林黨人的傳統勢力范圍，故而泰州黨人也承認文峰先生孫鑨為起義領袖，基本上能聽從調遣，與瓊林黨人配合完成前期準備。

毫不意外，泰州黨人負責的是基層民眾的動員工作，以及對官府軍隊的滲透。瓊林派則用全部精力，放在對上海紳商的公關上。

與主要靠彪悍的民風、宗族的團結，以蠻力撕開大明柔軟腹地的長沙起義不同，上海起義的難度更高。其最重要的原因是，上海這座城市雖是新興，但太復雜了，各行各業各界人士，都有著截然不同的利益訴求，很難用一個口號，或者一個目標，就將所有人都鼓動起來……最大的可能是，感覺自己鼓動到位了，大家也都熱血沸騰了，可等集合的時候一看，只有小貓兩三只，你被集體放鴿子了。

這是因為上海已經在事實上，形成了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治精英，這就是以‘十八行會’為首的紳商集團。在上海的政治版圖中，有句口號叫‘得紳商者得天下’，是說紳商的政治取向決定勝負，決定上海的命運。

‘紳商’這個詞，翻遍史書也找不到，它是近年來才由東南創新出來的。紳指士紳，商指商人，在本指兩類人，士農工商，一頭一尾，商尤其為士所賤視。然而在最近幾十年，這兩個冤家不知從何時起變成親家，被并提混稱為‘紳商’，屢屢見諸報端，市民也不以為異，就連最守舊的衛道士，也只是搖頭嘆息，發幾句‘世風日下’的牢騷，就任它去了。

這是因為在東南，社會觀念翻天覆地，讀書人棄學經商，已經是很普遍的事了，而且基本掌握了各行各業的話語權。比如上海主流的是十八個行業……如絲織業、棉紡業、珠玉業、外貿業、糧食業、書報業、藥材業等商會的會首，基本上都是亦儒亦商的紳商。

當然，所謂‘十八行會’也是最近幾年才翻身做主的，在之前很多年里，上海灘的主人是金融資本，根本沒有產業資本說話的份兒。從這個角度講，他們要感謝萬歷皇帝，如果沒有那場毀滅性的金融風暴，九大家怎會銷聲匿跡，他們依然是端茶送水、伏地做小的命。

經濟上的徹骨寒冬，也客觀上需要各行各業抱團取暖。在這場金融危機之中，紳商們自然深受其害，但他們有工廠、有工人、有貨物，這些都是資本，只是暫時無法產生效益了而已。

更重要的是，壓在他們頭上的債務和股東權益也形同凍結了，這讓他們避免了被到期債務壓垮，且暫時擺脫金融資本的控制……種種原因導致商會的實力空前膨脹，這些人才有出來執牛耳的機會。

但紳商們有恒產、怕破壞，所以既迫切希望能消滅礦監稅使、度過經濟危機，又不希望發生大規模暴亂，更不希望會被歸為逆黨。要想說服這些自相矛盾、猶猶豫豫的家伙，絕對不是件容易事。

直到長沙首義前夕，十岳公王寅，以‘磋商對策、共度時艱’的理由，召集了十八行會的會首聚會。會議是在崇明島召開，內容絕對保密，人們只能看到，十八會首回來后，態度發生了鮮明的變化。

他們雖然不敢單刀直入的呼吁抗稅，呼吁起事，卻采取比較策略的辦法，鼓動上海市民反對礦監稅使的情緒。他們在名下的報紙上，大膽揭露各地礦監稅使的貪污、暴虐、重重慘絕人寰的行徑；報道大明各地，尤其是東南等地的嚴重饑荒，指出許多城市已經樹皮草根剝掘殆盡，甚至發生易子相食的慘狀。究其原因，不是由于天災，而且由于人禍！

這些以商為業，正在經歷金融危機切膚之痛的讀書人，一旦下定決心，其政治觀點比那些純粹的士大夫更激進，他們不斷的發表文章，呼吁保護私有財產，并建議仿效呂宋開設聽取民意之咨議會，建立理性之政體。對于時下由太監主導的橫征暴斂，他們雖然深惡痛絕，卻也沒有一味的否定商稅，而是呼吁朝廷在遵循契約的基礎上設立《稅法》，厘定稅率，合理合法的收稅……在礦監稅使的橫征暴斂之下，這已經是極大的退讓了。

然而這些含有著退讓求和意味的理性探討，依然會引起東廠的迫害和鎮壓。五月里，東廠掀起一場大規模的查封行動，將所有宣傳‘反動言論’的報社查封，逮捕總編和編輯數百人。

但是普通民眾的支持，給了紳商們強大的信心，他們在各種集會上說：‘報紙被停刊，等于民眾的兩只眼睛被挖，但我們還有嘴巴，我們還要呼吁，還要反抗！’。事實亦然，合法的報紙沒有了，但各種不花錢的傳單卻滿天飛……而且不但版式與原先的報紙大體相同，其宣傳風格也一脈相承，而且因為光有和尚沒有廟，內容更加的激進敢言。

有的傳單痛快揭批：‘現在國勢瀕危，人民將死，大有亡國滅種之禍。孰為為之，至于此極？彼惡劣之朝廷，與瘋狂之閹禍，其釀造此種惡現象之罪，殆上通于天矣！’

有的文章甚至公然宣稱，中國兩千年來陷入原地踏步的死循環，國力無寸進，民族日萎靡，以至被泰西國家迎頭追上，根源就在于將兆億百姓的福祉性命，系于一家一人。所謂富不過三代、榮不過百年，‘何不食肉糜’的繼承者一定會出現……這分明將矛頭指向可掀起一系列危機的萬歷皇帝。

長沙首義后，這些傳單更肩負起了向市民闡明起義的正義性，說明起義者是為民起事，紀律嚴明，并非亂黨。并報道長沙起義以后，商民安居營業，絕無何任何妨害，‘內治種種，極有秩序，對外種種，皆屬文明’，為宣傳起義，消除民眾的顧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