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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葡萄牙是最早的殖民主義者，只不過很少人知道葡萄牙人也是最早的奴隸販子，他們這些早在十五世紀就已經在非洲開設了奴隸貿易站干著人口販賣的勾當。

而在十六世紀初期他們又把罪惡的黑手伸向了亞洲，在一五一六年時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命令果阿總督選派特使前往明朝收集明朝人寫的書翻譯成葡文后，同時要求他們帶一些清朝男子和婦女到葡萄牙供王室進行役使。從這個時刻開始到一五五七年葡萄牙進居澳門之前他們飄忽于廣東洋面，騷擾于閩浙沿海并在進行走私貿易的同時進行掠賣人口的罪惡勾當。

葡萄牙人在廣州“其留懷遠驛者，益掠買良民”，他們還“招誘亡命，略買子女，出沒縱橫，民受其害”，甚至“掠買小兒，炙食之。”強大的明朝采取了強硬措施應對這些奴隸販子的掠奪行為，在新會西草灣大敗葡萄牙人后把他們趕出了廣東。

只不過由于沒有斬草除根導致葡萄牙人流竄到了浙江寧波后繼續胡作非為，和絕大多數的盜賊只搶劫金銀不同，他們一次夜襲寧波附近的村莊之后不光把十幾家農民的住宅洗劫一空，同時還搶走了他們的妻子和孩子，并將所有反抗的人全部殺死。

口說無憑，但是我們可以根據英國人博克隆的記載看出來：“早在一五一九年時葡萄牙人即被控告拐帶兒童（其中很多出身于名門）至印度賣作奴隸……這些明朝奴隸及家仆們大部分是當他們年幼時就被騙子從村里拐出來賣給葡萄牙人……被拐小孩的平均售價為12兩至16兩銀子，他們大部分是廣東人。”

然而到達嘉靖三十六年的葡萄牙人進居澳門之后至19世紀中期以前，葡萄牙人可以說是已經把澳門變成了掠賣人口的中轉基地，而這一時期的中國苦力貿易是以“澳門為中心”進行的，其掠賣人口的活動更加頻繁。

對于葡萄牙人的這種野蠻的做法，明朝曾經多次下令禁止販賣人口，萬歷四十二年（一六一四年）規定：“禁買人口，凡新舊夷商不許收買唐人子女，倘有故違舉覺而估怯不法者，按名追究，仍治以罪。”

即便是以懦弱無能**至極的清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年）時也曾下令：“禁賣販子女。凡在澳華夷販賣子女者，照乾隆九年詳定之例，分別究擬。”

只不過隨著十八世紀末以后隨著開發美洲殖民地的需要，他們在澳門變本加厲地發展苦力貿易。嘉慶十五年（一八一零年）中葡萄牙人從澳門掠去幾百名苦力，在運往巴西種茶后不久全部死亡。

實際上不光是葡萄牙在進行這種轉賣奴隸的行為，早在明崇禎年間英國人也就同時開始“爭澳之利”，英國商人已開始參與澳門的鴉片貿易和苦力貿易，馬來半島的檳榔嶼是英國殖民者掠買華工最早的地點之一。

自一七八五年檳榔嶼成為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殖民地之后，該處的總督便連年通過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的代表招雇中國工匠和農夫并用公司的船只送往檳城。一八零五年檳榔嶼總督又在粵招雇華工，工人們在澳門集中用葡萄牙船只裝運到檳城，然后換船去西印度群島。在以后的十多年中不斷有華工，或五六百人或1000余人從澳門輸送出口往檳城和一八一九年英國占領的新加坡西處地方。

到了19世紀初期被英國殖民者販賣的華工足跡已不僅僅遍布東南亞地區而且遍及世界各地，在一八一四年法國皇帝拿破侖戰敗后，被英國人流放到大西洋中的孤島圣海倫娜島后，那時該島上已有被掠賣去的中國勞工，并且自一八一二年起3年間，每年都有300多名中國苦力到達該島。

在鴉片戰爭前的明清朝廷是禁止中國勞工出國的，只不過同禁止鴉片走私貿易一樣葡、英等國商人起初只能偷偷摸摸地進行運送，而在鴉片戰爭以后西方殖民國家從中國掠賣人口的活動急劇發展，并于一八五零年至一八七五年間達到了**。

戰敗的清廷此時已淪為半殖民地以至于禁止販賣人口的禁令名存實亡，于是澳門港的苦力貿易活動更加猖獗，特別是在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年）廈門人民開展了反抗掠賣人口的斗爭之后澳門便成為清廷最大的苦力出口港。

苦力貿易更使澳門商業迅速畸形發展以至于大批專門在販賣苦力生意中投機取利的各國商人涌至澳門，他們公開設立了“招工機構”來從事這樁罪惡買賣。

據廣州英國領事館通事梅輝立估計在一八六五年時澳門有8至10家招工館（也叫豬仔館），而在一八六六年增加至35-40家，后來到了一八七三年的時候已發展到了300多家，而經營苦力貿易的商人達三四萬人之多。

同年古巴和南美幾個沿海國家相繼在澳門設立了5個代理機構，分別“代表這些國家內務商業團體的利益，從澳門裝船出洋的苦力就是運往這些商業團體的，他們收到苦力之后再轉手賣給肯出最高價錢的主顧。”這些澳門的代理機構“把招工業務分包給他們雇傭的中國土著人口販子或苦力經紀人。”這樣過去的非法偷運就變成了“合法招工”，被掠賣的苦力變成了“自由移民。”從此，販賣人口貿易活動更加肆無忌憚，數目以數十萬計。

根據葡萄牙官方公布，從咸豐六年到同治十二年（1856-1873年）的17年間，從澳門港運往古巴秘魯的苦力就有二十八萬多人，要知道葡萄牙政府官方公布的數字可能是已經大大縮小了的數字。

而澳門的“豬仔館”則被葡萄牙人稱之為“巴拉坑”，可以說是收買、囚禁和轉賣苦力的集中營，是苦力慘遭迫害的活地獄。“豬仔館”受澳葡官員直接操縱，并得到各國領事的庇護，高墻鐵柵，警衛森嚴。他們雇傭大批流氓打手對付苦力反抗。其中還豢養著一批“匪徒”，散布于珠江三角洲以及江、浙、閩、粵沿海地帶，甚至深入到湖北、湖南等內地，以各種各樣的野蠻方法將鄉民誘騙綁架到澳門“豬仔館。”

這些人有的以介紹職業為名；有的以“游博”、“貨財”或吃喝玩樂為誘餌進行拐騙村民，更有的采用下蒙汗藥、訛詐索欠等卑劣手段，或者干脆“乘人不覺，用棍擊頸背，使人昏迷倒地，即系縛手足，用船載出，大擔重價，賣與外洋。”正可謂“髡鉗械梏，轉販他國。”這種苦力貿易的野蠻性可見一斑。

大致的說來從澳門出洋的苦力來源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廣東經常發生的宗族械斗中的俘虜（內斗后捉到對方的人就賣給這些人）；而第二類是沿海地區橫遭綁架的農民和漁民，他們大多數是被澳門來的拐匪所操縱的快船綁走的（也就是哄騙，綁架）；第三類是被浪蕩于市井的苦力貿易商行代理人或者他們的暗線所勾引進行賭博的人，這些人十賭九輸后一旦輸光，按照中國賭博負債的特殊規矩輸家必須以身抵債。當然這些被拐掠來的苦力中除了成千上萬的農民、漁民外，還有就是手無縛雞之力的教師和學生，更令人發指的是婦女兒童也是這些苦力貿易的對象。

這些大量無辜的平民百姓遭拐騙為苦力后被囚禁在澳門大三巴街、華旺街、白馬巷、海灣街、善靜路和沙蘭仔等地的“豬仔館”里猶如囚犯一樣過著非人的生活，一位名叫葉福君的華工控訴說：“豬仔行甚深，凡打人時，恐其大聲呼喊，外人聞知，豬仔頭亂打鑼鼓，燒爆竹，以掩人耳目，故雖打死，亦無人知。

說是無人知，可是從小就生活在珠海市的市民們即便沒有親眼見到，可是也在年幼十分聽過祖輩老人的警告，畢竟生活在這種外人猖獗到綁架來販賣人口地步的國度里，要是自身再不注意一點，那么等到自家孩童被人拐走賣去做了奴隸，恐怕全家老少的臉上也不會再出現一絲笑顏，如此之下又怎能不惹得人們的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