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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士璋回到老家后，寫了一本《南行日記》，記述了跟隨鄭敦謹赴江寧審案的全部過程。他的曾孫顏牧皋曾經看過這本日記，說其中白紙黑字地寫著：“刺馬案與湘軍有關……刺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

當時也有不少人認為刺馬案肯定與湘軍有關。曾任江蘇巡撫、湖廣總督的郭柏蔭對孫子郭公鐸說：“張文祥行刺有幕后慫恿者，應是這一類人物，最初有意制造流言的，也是他們。”二話如出一轍——馬新貽表面死于流浪漢張文祥之手，其實是死于湘軍之囂張氣勢。

對于馬新貽被刺的原因，李鴻章曾感嘆說：“若七年秋不妄更動（指同治七年馬新貽上任兩江總督一事），或谷山（馬新貽字）僻在海濱（馬新貽原任閩浙總督），竟免斯厄。每讀負乘致寇之語，不禁瞿然。江介伏莽最多，非極威重，不足銷無形之隱匿也。”（《李文忠公全）大概的意思是說，馬新貽接了本不該屬于他的兩江總督位置，這就是他必須死的原因。可謂一語道破了天機。

而一度被懷疑是刺馬案最大主謀的曾國藩則穩坐兩江總督寶座，直到兩年后死去。兩江總督寶座從此長期掌握在湘軍一系手中，其他人絲毫不敢染指問津。盡管曾國藩及其繼任者最終并未割據分權，但“重地方、輕中央”政治局面的形成已經不可避免。

自太平天國興起，朝政大權逐漸落入漢人重臣之手，清廷的權威極大地被弱化。能令這些漢族重臣在朝中立身保命的并非所謂的蓋世奇功，而是其手中直接或間接掌控的龐大的地方軍事力量，曾國藩如此，李鴻章也是如此。湘軍和淮軍的出現確實挽救了岌岌可危的清王朝，令其統治多茍延殘喘了幾十年，但湘軍、淮軍首腦人物也借此進入了中央要津，開始左右政局，由此開近、現代軍閥割據的源頭。直到民國初，割據中國的軍閥無不與湘軍有著千絲萬縷的淵源關系。

無論馬新貽被刺案有何重大背景來歷，案發后的審訊調查過程和結局卻充分彰顯了中央皇權日益衰弱、政令不及地方的無可奈何。從始至終，刺馬案的本質不過是清朝中央集權和地方軍事集團的較量，而最后還是以朝廷的公開退讓而告終。

但慈禧太后也不是沒有絲毫的報復行為。最初鄭敦謹到達江寧主持審理刺馬案，有人趕來暗示他，萬一張文祥胡亂指認湘軍將領該怎么處理，其中特別提到了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黃翼升的水師軍紀極壞，但有曾國藩的庇護，一直安然無事。曾國藩死在兩江總督任上后，慈禧太后急不可待地拿黃翼升開刀。不過這次她學乖了，沒有派出什么心腹股肱之臣，而是選派了另一湘軍將領彭玉麟出馬，以湘制湘。

彭玉麟幼年曾與親戚之女梅姑有白頭之約，但后來梅姑被父母逼迫另嫁他人，梅姑為此殉情而死。彭玉麟痛不欲生，此后雖然仕途顯赫，但一有閑暇，便要畫梅花。“無補時艱深愧我，一腔心事托梅花”。即使在戎馬倥傯之時也是如此，表示無忘梅姑。這個習慣保持了一生，到死之時，他一共畫了十萬多幅梅花圖。

彭玉麟為人頗有正義感。跟鄭敦謹一樣，有“鐵面無私”之稱。他奉旨巡視水師，發現長江水師確實問題嚴重，首當其沖的就是提督黃翼升。黃翼升自知曾國藩一死，靠山已倒，只好以傷病為名，主動上疏請求辭職。上諭不久即到，嚴厲斥責黃翼升，準其革職，黃翼升從此失意于官場。直到光緒十八年（1892），慈禧太后歸政于光緒皇帝，黃翼升才由光緒重新起用為長江水師提督，不久便死于任上。此刻，清朝滅亡的腳步已經越來越近了。

捌、刺馬大事記

同治七年

七月二十日，調兩江總督曾國藩為直隸總督，閩浙總督馬新貽為兩江總督，以福州將軍英桂為閩浙總督。

七月二十二日，以曾國藩調補直隸，長江水師系屬初創，恐黃翼升一人不足資控制，著彭玉麟于百日后迅赴江、皖，會籌水師事宜。

八月初五，命馬新貽充辦理通商事務大臣，丁日昌幫同辦理。

十二月二十三日，馬新貽奏：蘇省荒廢田地，設法勸墾招領，請酌定年限寬免錢糧。著照所請，以各項情形不同分別年限，暫免錢糧，俾編民早得復業。

是日，馬新貽又奏：現在應辦最要者六條：培養民生以籌辦善后，修筑運堤以宣防河務，清查官虧以講求吏治，選擇將才以整頓綠營，酌留水師以聯絡江防，恪守條約以辦理洋務。諭令其實心實力為之，勿騖虛名，勿求速效。

同治八年

三月二十日，兵部議復曾國藩酌改江蘇水師營制事宜，江蘇水師改為內洋、外海、里河三支；江寧設立船廠，按年輪修戰船，輪船應由上海船塢整理；水師專以管船為主，其無船之弁兵，一律裁撤。從之。

四月初七，以湘軍兵變，劉松山未能預防，著革職留任。

四月十九，以陳湜留任山西防務，詔免發遣。

（七年春，犯畿輔。湜以疏防褫職，遣戍新疆，巡撫鄭敦謹疏請留防。冬，陜回將乘隙渡河，屢擊走之，詔免發遣。 ）

同治九年

五月二十三日，天津教案發生。

六月初十，曾國藩到達天津處理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