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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白珠儀容相貌雖然仍是胡風濃厚，但言談舉止卻與唐人沒有一絲不同。

他表情謙恭有禮，未言先躬，他掏出一份籍卷兩手恭呈于李守禮面前，并垂首道：“仆等此部音聲，雖然略習諸部樂，但也只是淺學散曲，日常排演，小曲雜調為多，列目籍中，請大王閱覽。”

李潼在一旁聽著米白珠的回答，對于這一部音聲人的水平大概已經有了一些了解。

唐代宮廷樂舞，最初是在隋末《九部樂》的基礎上擴充形成的《十部樂》，如《高麗伎》《康國伎》，這是從舞樂淵源流派進行劃分。

內教坊則創設于唐高祖武德后期，初期的功能主要功能還是按習《清商》等雅樂。禮樂齊備是一個國家政權得以確立的標志，如隋文帝楊堅在建立隋朝數年后就曾惱羞而怒“我受天命七年，樂府猶歌前代功德”！

一個朝代創設之后，相應的禮樂也必須逐漸建立起來。這是一個很莊重的政治事件，而不是閑說玄武門事變后，李淵苦悶之下創設內教坊只為玩樂消遣時光。

隨著社稷漸漸入治，國力蒸蒸日上，《十部樂》那種按照舞樂淵源的劃分在執行起來便也不再嚴謹合宜，因為彼此之間也在交融影響，不再涇渭分明。因此在《十部樂》的基礎上又衍生出立部伎與坐部伎，按照表演的形式而非舞樂的淵源流派進行劃分。

在這樣的背景下，內教坊原本按習雅樂的初衷就不再明顯，教習的內容從最初的《清商》向其他各部樂進行擴散。比如在這一部音聲人帶來的樂器中，羯鼓就是一個很明顯的舶來品，在清商大曲中絕對不會出現這樣的樂器演奏。

正是因為這種兼容并包、彼此融匯的接觸上，盛唐時燕樂大曲才得以成熟，并誕生出如《霓裳羽衣曲》這種兼具多種風格的傳世名篇。

雖然這部大曲常與安史之亂與中唐動蕩聯系起來，成為唐玄宗窮奢極欲的一個標志，但是千年時光痛且難追，從文化傳承上而言，《霓裳羽衣曲》的傳世，也在一定程度上讓后人能夠略窺盛唐那種巔峰風貌，成為民族自信的一個文化符號。

內教坊樂人操習舞樂內容得以豐富，樂人們的水平自然也就分出三六九等。這一點在盛唐時期體現的最明顯，在武后時期由于史料的稀缺而難于研究。

不過綜合自己所知，在這部頭米白珠的自陳中，李潼倒也聽出一些端倪：這一部樂人還不夠資格演奏整部大曲，學的僅僅只是一部分大曲的散序，相對大曲而言，小曲雜調等俗樂演奏自然要簡單得多，相應的樂人若計止于此，在內教坊里地位肯定也算不上多高。

但即便是如此，當李守禮打開米白珠呈上的籍卷時，李潼視線余光掃到上面可以表演的曲目仍是滿滿當當，可見技能還是比較豐富的。

不過還沒有等到李守禮挑選曲目觀看表演，正廳中便傳來嫡母房氏呵斥聲，道是誰家也無早上起床便要欣賞歌舞，讓他們兄弟先乖乖吃飯，也賜食給這些音聲人們，讓他們能夠養精蓄銳，保持狀態。

早餐一家人便在廳下就食，吃飯的時候李守禮也不安分，視線頻頻望向擺設在角落里的那些樂器，時不時詢問李潼可還記得他們小時候欣賞舞樂的情景？

這些事情，李潼哪里會記得。且不說他來到這個世界的時機，就算是原本的少年李守義，年方五六歲一家人便遭了殃，就算之后逐漸長大，一家人誰又會那么心大的在家里吹吹打打，真是沒有這方面的記憶。

其實不獨李守禮表現跳脫，其他家人也少有不動聲色。甚至就連素來端莊嚴肅的太妃房氏，在用餐之際也是嘴角掛笑，并不時與側席張良媛低語，似乎是追憶起了什么東宮舊事。

這一部音聲人的到來，撩亂了院內眾人的心情。盡管房氏還能按捺得住，不愿清早便歌舞宣樂而惹人非議，但之后眾人也都是心神不屬，有意無意圍繞那一部音聲人打轉，當然也包括李潼在內。

不同于幾個長輩也算是玩過看過，李潼睜眼來到這個世界便已經是一個朝不保夕的落難皇孫，腦海中實在乏甚美好回憶。

再加上身為一個后世之人對前代生活風貌的好奇，所以在吃過早飯后也并沒有急著回房，與李守禮蹲在一處把玩著那些種類繁多的樂器，偶或弄出一些稍顯旋律的聲響，便是樂不可支，渾然不覺這種沒見過世面的樣子有些好笑。

好不容易挨到中午時分，眼見冬日晴朗，眾人也都心意在此，房氏也不愿違背眾意過甚，便吩咐在廊下庭前張設帷幔樂臺，也讓院中那些宮人們有機會欣賞舞樂。

只是在挑選曲目的時候，房氏隨口點了幾個，部頭米白珠都尷尬表示不會，這讓房氏臉色變得有些陰郁，擺手說道讓他們先撿拿手曲目演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