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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話說只有想的到的沒有得不到的，碰到神仙什么奇跡都有可能發生。趙昺因此獲得些超能力也就不足為奇，如此一來即可以遮掩自己顯露出來的馬腳，也為以后繼續施展找到了借口，贏得一批‘信眾’，甚至可以獲得一定的話語權，取得權力。

至于劉黻，趙昺以為他起初一直是半信半疑，而當自己擺出后世公認的‘象棋四大殘局’時，其才有些意動，起碼表面上相信了他的奇遇。至于信了多少，趙昺并不確定，因為那樣復雜的棋局并不是一個初學者所能輕易破解的，即便是天才也得有學習的過程。

但不管現在劉黻信與不信，趙昺以為在其對天發誓保守秘密的一刻已經成了自己的人。因為他認為劉黻不是個愚直的人，否則宦海沉浮這么多年，也不會幾遭貶官又被重新起復，而歷史上忠義的人并不是都能善終的，得到的往往是死后哀榮。這表明他并不迂腐，且能審時度勢的……

事實上，趙昺還是嫩了，劉黻比之他想的深遠的多。

中國知識分子自古有‘士’的傳統，在皇權專制的社會，統治者把教育納入科舉考試的軌道，它不僅把讀書人固定在這個軌道上，而且成為整個社會認可的價值尺度便以進入政治階層成為官僚是最終目標，這不光是士人以求自保的必然選擇，也是那些既想改善地位的平民惟一出路，形成所謂‘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傳統。

士人們進士及第、出仕為官，頓時以為可以揚眉吐氣，風云際會，龍騰虎躍了。其實他們還都面臨著不同的問題與困境。在理想與現實、良心與利益、精神與欲望、尊嚴與屈服之間，曾經有著傳統行為準則的士人階層，已經變得進退失據了，變得迷茫和無奈。

劉黻這條忠君報國之路走得更加艱辛，他進入官場正是蒙古滅金南下，朝廷妖邪當道、忠良被貶、政治最為黑暗之時。其彈劾奸相，勸諫皇帝憂勤治國，不要逸樂喪志，結果不僅不被采納，反而觸犯了權臣，遭到了排擠和貶斥，數年后才被召還。

新帝即位，賈似道貶死，朝廷召劉黻為參知政事，但他以丁憂為名不赴。卻在臨安城破、朝廷投降之際毅然離家奔赴國難，來到福州共謀救國，就任參知政事，參與建立新朝，擁立新帝，希望能復國。

眾多遺臣商議再建新朝，擁立皇長子趙昰為帝，尊楊淑妃為太后，封皇三子趙昺為衛王；迎陳宜中為左丞相；遙命在揚州的李庭芝為右丞相；陳文龍、劉黼為參知政事；少壯抗元派文天祥到來后擔任樞密使兼都督諸路軍馬；張世杰為樞密副使，陸秀夫為簽書樞密院事；江萬載為殿前禁軍都指揮使，蘇劉義為殿前軍副都指揮使。

領導班子順利搭好，太后垂簾聽政，仍按謝道清囑令老臣江萬載暗中攝行軍中事，統籌一切；公開則組成以陳宜中、張世杰、陸秀夫為首的行朝內閣，重整旗鼓，中興朝政。與此同時，各地的流亡人士紛紛來投，各地不肯投降的守臣也向新君宣誓效忠，使新一屆政府的聲勢稍有振作。

劉黻為新朝廷竭盡全力，但他很快發現福州政權的建立對南宋王朝來說，是其復興的希望，但發現希望又十分渺茫。朝中雖然有像江萬載、文天祥、張世杰、陸秀夫這樣的忠心耿耿、竭盡全力試圖力挽狂瀾于既倒的大臣，但更多的卻是無德無能之輩，并在稍稍穩定后便開始了新一輪的爭斗。

而皇帝年幼，皇太后亦無政治上的野心及欲望；左丞相陳宜中缺乏決斷力和人望；右丞相李庭芝遠在揚州；樞密副使張世杰光是軍務就已忙碌不堪；樞密使文天祥之手中幾乎毫無實際權限，為了不落人口實，他也不再前往行宮上朝。而另一個掌權者江萬載卻礙于重文輕武的祖制又不能太多的干涉文官政府的事務，實際沒有一個具有壓倒性權威及聲望的人能夠指揮朝廷。

面對日趨混亂的局面，劉黻也是干著急沒辦法，而隨著內斗的升級形勢更加惡劣。外戚楊亮節以國舅自傲居中秉權，張世杰與陳宜中議論不合；文天祥也因與陳宜中意見不合，被排擠出朝廷；宗室秀王趙與檡與駙馬都尉楊鎮先后被陳宜中趕出流亡小朝廷，蘇劉義受壓制，郁郁不得志；而陸秀夫更是有志難伸，處處受到陳宜中的排擠。

種種跡象表明流亡朝廷已不可能再有什么大的作為了，劉黻雖然無可奈何，但他仍然勉力維持，盡一個臣子的本分。十一月，元軍進攻福州，江萬載、張世杰等率領十七萬官軍并攜三十萬民眾，護送小皇帝趙昰及趙昺登舟入海，駛向泉州。在泉州因為張世杰處置失當，導致蒲壽庚發生叛亂，朝廷又急忙移于海上開始逃亡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