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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做過這些事情，是想解決那三個前妻生的孩子，卻沒想過周建林會知道這件事情！

“建林，你從哪兒聽來的謠言，我沒有……”

“你做過什么，總是會有人知道的。”周建林看也不看她，只道，“你在撒謊。”

蘇梅委屈的神色霎時一頓。

明明他之前什么也不知道的，周平，是周平！他都死了還不放過她！

“我做錯什么了嗎？”蘇梅索性道，“如果不是他們自己犯錯，誰舉報又有什么作用，現在沒有我出手，他們還不是一樣被抓，分明就是罪有應得，根本不關我的事！”

周建林沉默很久。

“……我明白他們是罪有應得，他們也受到了應有的懲罰。”他對蘇梅說，“但我也無法接受你曾經對他們做過的事情。”

“無法接受，什么……意思？”

蘇梅為他這樣平靜而冷漠的態度而感到恐慌，立刻后悔起剛才說的話了，連忙解釋道：“不，建林，你聽我說，我不是故意的，我……”

“就這樣吧，蘇梅。”周建林站起身來。

他們倆有對不起你蘇梅的地方，蘇梅也做了傷害他們的事情。人如燈滅，誰是誰非也不用再辨了。

“建林，你是說……你不要我了？”蘇梅聲音有些顫抖，還有些恐慌。

“不，我們還是夫妻。”也只是夫妻。

只是他的脊背好像再也無法挺直，滄桑疲憊的臉上永遠不會再有笑容，只等待哪一天痛苦將他吞沒。

“建林——”任憑蘇梅怎樣喊，他也不曾回頭，看到這樣決絕離開的背影，蘇梅只覺得什么東西也離她遠去了。

對未來的先知失效會讓她覺得惶恐，可此刻周建林對她真面目的看穿和失望才是讓她更加惶恐的地方。

她的榮辱，她的后半輩子全部都系在周建林身上，假如周建林真的厭煩了她，對她失去了所有感情，她以后要依靠誰？

*

蘇葵的長篇小說《深淵》才發表一半，“高智商犯罪”這個名詞就迅速在文學界掀起了一陣狂潮，也在作協內部引起了很大的討論。

宋萬章就對她感嘆道：“每次都變一個風格，一看就知道是你寫的，別人是沒你這個嘗新的勁頭的。”

作協時常舉行文學交流會，大家聚在一起討論交流作品和觀念，這次討論的重點就放在了蘇葵新寫的作品上。

因為她一來又是一個悖于現在主流的題材。

“這應當屬于國外所說的偵探小說，這次為什么要寫這個題材？”

徐奚年現在并不會像以前一樣批評她，反而很愿意聽聽她的看法。

國內的偵探小說或者應該叫懸疑小說能夠追溯到古代，多以斷案為主體現世情，是通俗文學的一種。然而在近現代，這種題材幾乎銷聲匿跡，不被主流文學界接納，只聽說西方那邊比較喜歡。

徐奚年以為蘇葵是受到了國外文化的影響，蘇葵卻說：“應該是有感而發吧。”

寫的時候落筆就成，沒有想過此時的國內外文化創作環境。

不過既然大家問起，蘇葵正好有話可以說：“其實偵探懸疑題材的作品在國外已經盛行許多年，在西方國家形成了一套獨有的文化體系。而最近這些年，這種文化也被很多國家引進發揚，假如要更多地考慮與國際文化交流，我想在文學創作上我們也應該做到一定的了解，互相學習。”

尤其是在這個時候，在華國題材單一斷代的時候，國外卻正是發展的黃金時代。

她今天過來也不只是為了參加交流會，也是因為工作上的事情，作品創作雖是偶然，卻剛好能借它來與大家交流這個問題。

作協的人知道蘇葵現在是在外交部工作，接觸國際上的事情比較多，也負責對外文化交際的事情，所以她的話說出來就不是隨便說說了。

宋萬章問：“那現在的國家方面的意思是什么？”

“目前我們和文化.部商議過，在引進國外優秀文學作品的同時要學習創新，豐富我們的文學創作種類。讓傳統文化也能以新的方式煥發生機，增強華國的文化影響力。”

本來應該文化.部向作協講明，但這個政策也是蘇葵在任上提出來的，既然今天來了蘇葵就一起提出來。

“你的意思是，上面要讓文學作品百花齊放？”大家聽了蘇葵的話都是一陣心潮澎湃。

說實在，作為文學創作者，沒有人不想看到作品百花齊放，更沒有人不盼望著華國文化能走向全世界。

“可新的文學題材成長起來并不是一件小事。”蘇葵的話已經不僅是在談論文學了，現在是宋萬章作為作協領導在和蘇葵討論政策，“至于向國外傳播，恐怕難以兼顧兩方文化。”

“所以我們才要發揚本土特色，使新的創作方式與我們的文化相結合，形成具有華國特色的文學作品。這樣既有創新，也能更好地宣揚華國文化。”

華國也不是沒有懸疑類型的生存空間，民間就擁有一批創作反特小說的人，以公安民兵等人和敵特分子斗智斗勇為藍本。只是由于題材問題不容易被主流接受，當然宣傳也不足，因此得不到重視。

所有他們想到的想不到的蘇葵都已經考慮過了：“我們還會出一筆專門的款項，專門扶持鼓勵文學作品的創新，也會積極與國外進行版權溝通，將更多文學作品翻譯出海。”

她不僅考慮到了，還拿出了初步的計劃書請大家發表意見。

然而這初步已經詳細到他們提不出任何意見，簡直是屬于走一步看百步，把后續所有的領域配合都已經安排上了。

不過他們關注的還不是這個，而是——

“《深淵》已經被國外的出版社買下了版權準備引進，還是好幾個國家的出版社？”

她不是還在報紙上連載嗎，怎么就已經被國外注意到了？

對此，蘇葵的回答是：“我寫的時候正好部門在商議文化輸出的事情，我就將我的文章翻譯了前半部分給國外的出版社，這樣的題材正符合他們的主流文化，所以基本都給了我回應。”

這部小說有別于民間反特小說多用來紀實的故事創作，而是更偏向西方偵探小說中的強大的解密鋪墊和人性的深入思考。

何況她還用了“高智商犯罪”這種簡單精煉的名詞作為概括，最能激起人的興趣和挑戰。又用了人性的生存和毀滅作為思考點，不得不說，完美契合此時西方的文化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