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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師奏報》是由楊鎬和麻貴的聯署，因此最為真實，原因無它，因為楊鎬和麻貴有隙，此事在朝鮮君臣內部，甚至明廷，都傳開了。

兩人之所以關系不好，也是因為政見所致，正如明廷內部文臣之中有主戰派和主和派一樣，大明武將之中，也出現了主戰派和主撫派。

而楊鎬作為連番讓日軍實力大損的人，自然是堅定的要把倭人打怕，要打的他們不退不休，讓日軍害怕，退回日本的主戰派。

至于麻貴，作為老將，深知明軍在朝鮮的花費，自然希望早點結束戰爭，所以他主張用明軍所打下的大勝，在擁有好機會的時候，利用外交手段，迫使日軍知難而退。

正是因此，楊、麻二人不在戰場，平日關系不好，這才保證了《東師奏報》的正確性。

畢竟，兩個關系差，出了戰場就基本不認識的人，要是相互之間有勾結，虛報明軍，那可就奇怪了。

當然，明軍的戰損比很詳細，但是日軍就不一樣了。

后世里，日本人一直不愿意承認蔚山之戰里日軍的損失在兩萬以上，他們只承認損失幾千人而已，甚至于，不少日軍聲稱蔚山之戰，明軍動用了百萬騎兵來，因為寡不敵眾，日軍大敗。

不過，那些日本人可是真敢吹的，張口就說明軍有一百萬騎兵。

要是大明那時候真有百萬騎兵，那出兵朝鮮，怎么也不會就派幾萬人去？

而且真要是那樣的話，那大明的邊塞絕對會和平很久，終究，大明真要是有百萬騎兵，哪里還有那些邊塞附近的。

當然，蔚山之戰的影響是深遠的，大明和朝鮮聯軍，與日軍的戰損對比，實實在在的又給再次侵朝的日軍潑了一次冷水。

明軍所擁有的眾多火炮火銃，特別是明軍中擁有“東亞第一強軍”的浙兵，在絕對強大的火器實力，日軍即使在火銃上也很有實力，但還是不敵當時明軍的戰力。

日軍這一場大戰，可謂是慘勝，這也讓日軍在稷山大敗之后，人心惶惶，士氣大損，不敢再像以前那樣輕易與明軍開戰。

戰后，楊鎬率軍回到漢城，當即上疏朝廷，匯報此戰經過。

疏中陳：島山之賊指日可待，甚至于“不三兩日，可生縛而生獻之闕下”，沒想到日軍援兵四面前來，而明軍早已疲憊，無法與日援軍決戰，只得撤回，將幾乎可以摘取的勝利果實，就這樣丟失了。

楊鎬自陳有責任，“臣宜罷歸，仍愿治臣委任不稱之罪。但乞余生，返衰于隴畝，無致填壑于異域，終抱尸位遺親之恨。另簡才能者前來，專征討之事，庶軍伍之氣色更新，海氛之清蕩無難矣。臣不勝惶恐待命之至。”

其實，楊鎬自己亦感到責任難逃，故自請罷歸，這可以說是一種遺憾心態的表露，但絕不是后世中國史料所載，楊鎬諱敗為勝，主動壓下戰敗之事，和朝廷報捷的。

況且，就算楊鎬有那個心思，但他也沒那個能力。

終究，雖然楊鎬是大明在朝鮮軍務的最高指揮者，但是這并不代表楊鎬能駕馭得住在朝鮮的所有軍將。

畢竟這些軍將，可是有不少當時大明的名將，他們的官職使得他們完全有渠道向朝廷告信，甚至直接向皇帝上疏。

而楊鎬如果真要做諱敗為勝的事情，很明顯，他不可能把那些大明當時的名將全都收買，但凡有一個人不聽他的，向萬歷皇帝或者朝臣報知消息，楊鎬獲得欺君罔上大不敬之罪，那又哪里能活命？

朝廷接到楊鎬奏疏，下圣旨曰：“屢報東征全籍，奮勇爭先，親冒矢石，斬獲數多，何速遂有此奏，專無靖難之計?倭情甚狡。遂與總督等官，竭力籌劃，務為萬全退便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