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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丁應泰如此對待朝鮮，除了為了報復，也是為了反駁朝鮮，讓他們幫不了楊鎬求情。

況且，丁應泰彈劾朝鮮的奏疏，除了彈劾朝鮮君臣，讓他們自顧不暇以外，其實也是在彈劾支持楊鎬的參加援朝之役的大明文武。

因為丁應泰的奏疏說得明白，朝鮮與楊鎬結合，欺騙皇帝朝廷，這明顯戳中了當時在朝的萬歷帝的逆鱗。

畢竟，楊鎬因為“再造之恩”，在朝鮮威望很重，手里也有一批私交不淺的援朝精兵悍將，而且他又和次輔張位聯絡密切，種種方面，都讓楊鎬逐漸變成萬歷帝猜疑的對象了。

雖然萬歷帝并非嫉賢妒能的皇帝，但少年時期張居正和戚繼光的內外合作，卻是成了他的心病。

現在，張位在內，楊鎬在外，封疆大吏和宰輔的關系很近，這自然不是皇帝可以容忍的，首輔趙志皋正是看中這一點，才會在重新主事時，讓他的門生丁應泰去朝鮮彈劾楊鎬的。

因此，有了丁應泰的彈劾，萬歷皇帝自然抓住機會，要把楊鎬和張位這一派的讓他心中不安的人撤職，以求安定了，哪怕是他知道楊鎬的能力，以及陣前換帥不妥。

好在，邢玠的能力也不俗，再加上明軍援朝的多為精銳，再有豐臣秀吉于死于日本京都伏見城，日軍無心戀戰，這才沒讓援朝之役出現大亂子。

不過，楊鎬撤職之事，也就此成了定論，即使有著朝鮮的陳情疏，以及不少參加援朝之役的文武求情，但萬歷皇帝完全按照丁應泰所奏，下旨處置楊鎬，并由此牽連張位等人，讓得被冷落的首輔趙志皋成功斗倒了權勢一日千里的張位。

這一點，從朝鮮為他們自己上疏三次，萬歷皇帝對明朝歷來重視的朝鮮小蕃的辨誣態度便可看出端倪。

彼時，因為丁應泰奏疏所提三點，朝鮮不得不一一辯解。

“一則曰誘倭入犯；一則曰愚弄天朝；一則曰招倭復地；一則曰交通倭賊。或以為結黨楊錦朋欺天子；或以為剛憤求援，移禍天朝。”

首先針對丁應泰所謂“誘倭入犯”之罪，朝鮮疏文著重陳述朝鮮與日本交往之緣由及《海東紀略》一書的來歷。

指出正統年間，申叔舟前往日本，此事當時朝鮮即上報明廷，“至于《海東紀略》則乃是陪臣申救舟的倭人所記其國風俗世系地圖，遂因其本稿，附以小邦館待倭奴事例，作為一冊，名為《海東國記》。

“蓋小邦與日本，聲跡邈然，只是來則不拒，略為羈糜之計而已。至申叔舟往來之后，稍知其國事跡，因譽出一編以為異國奇聞”，因此，所謂“誘倭入犯”，完全是無稽之談。

第二，對于丁應泰所謂是否尊正朔的問題，乃是學習《春秋》之做法

“蓋此書只因其國所記而添注，故其國偕稱年號之下，分注天朝年號，以標日本偕稱之某年為天朝建元之幾年。如曰嘉吉元年即正統六年云者是也。大書者本記也，分書者添注也。如一即字，其意尤明。《春秋》因魯史所作，故大書魯元年，其下分注周平王幾年，亦可因此而有疑于尊周之義乎”。

朝鮮以此，反駁丁應泰不能以《海東紀略》一書的年號表述方式指責朝鮮不尊正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