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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虔以為他是在笑自己吃了敗仗，更為尷尬，瞪了商鞅一眼，卻沒再反駁。

太傅頭一炮就被悶住了，上大夫甘龍迎難而上，接住商鞅的一句話，另行破題：

“擺事實好嘛，我秦國自穆、康以來，一直是因民而教，不勞而功；

據法而治，吏習民安。

事實證明，秦國已如此經過了幾百年，不也挺好嗎？

你又何必標新立異搞‘變法’？

實乃不明智也！”

對他就不必太客氣：

“甘大夫只說對了一半。

因循固有的工作方式，官吏確實可以‘不勞’，卻沒有‘功’成，依照舊的法令條框一成不變；

官吏們雖然熟諳順手，民卻未必得安寧。

‘功’是什么？最大的功是讓國家強大！

但在舊體制的保護下，已形成無作為的惰性：為官者尸位素餐，只求享樂；做吏的巧取豪奪，吮食小民。

上下因循守舊，舉國暮氣沉沉，不圖進取，隨遇而安。

試觀：關東已盡用鐵器，遍地沃野；

而秦農還在以石耜耕種，致使關西大地，千里荒蕪，所產之糧，不足半年之食；

所收之稅，不能足官吏俸祿。

如此，國家能富？兵力能強？

百十年來，秦的疆土無尺寸之擴，反被人奪去西河重地，攻下函谷要塞。

您還有臉吹什么‘功成’？

說到‘民安’更令人齒寒，豐年尚衣食不足，啼饑號寒，一遇災難，餓殍遺路，百姓困于貧窮，鋌而走險；

豪紳邑蓄私兵，爭斗不斷，請問甘大夫，這就是您所謂的‘民安’？

世俗人由于惰性，大都愿意生活在習慣勢力的蔭庇下，只求眼前得過且過；

所謂‘學者’也只局限于能夠符合世俗意愿的事理表層，缺乏遠大高深的目光。

跟這些庸人不可能討論如何改變、制訂‘禮、法’的大事。

所以，總是由聰明睿智的圣賢制訂‘禮、法’，而愚蠢無知的頑冥，只能遵照執行，被禮法所控制！

坦率的說，甘大夫！

既然你死抱著‘因民而教、不勞而功、據法而治、吏習民安’這種僵化的觀點不放。

就說明您屬于那種為‘禮、法’所制的愚民，不夠資格參加今天的討論！”

這一番淋漓盡致的痛罵，其實把所有“反對派”都給包括進去，秦孝公聽得高興，不禁叫了一聲：

“好！”

便問：

“誰還發言？”

按預定，該輪到杜摯，他被商鞅的利口罵的膽怯，卻又不能緘口無詞。

事先打好的底稿不忘也拿不出了，只得繞個圈子以退為進：

“大良造言之有據，證明‘禮可更，法可變’也就罷了。

但臣聽說，得不到十倍的效益，就不更換工具；得不到百倍的效益，就不改變方法。

農、工細事尚且如此，國家的根本大法，自然更得考慮變后的效益了。

您提倡‘變法’又能給國家帶來多大好處？請指教不敏。”

商鞅一笑：

“湯、武立新而為王，桀、紂循舊而喪國。

可見，變法與否關系到國家的興衰成敗，您自己計算一下，其利幾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