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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魏公子列傳》記載：

高祖始微少時，數(shù)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

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而歷代帝王之陵卻屢遭掘毀，棄骨于野者不計其數(shù)。

可見人的品格，比金錢、權勢還要貴重千萬倍。

但是，信陵君終究是肉胎凡人，也有七情六欲、個人愛憎，坦誠中又難免有所隱瞞——

不愿或不便露出自己心中的密秘。

所以，有其活躍的光輝一面，也必存在其缺陷不足的另一面。

更何況任何人的性格、思想也都會受到時代的束縛！

歷史的局限性決定了，信陵君只能是從奴隸社會轉化向封建社會這一過渡時期的“信陵君”。

如果他真有野心，以他的威望和潛力，不僅可以取代魏安釐王，也有可能一鼓作氣消滅秦國；

要比秦始皇提前十年，建立一個新的統(tǒng)一帝國。

在那幾頁中國歷史寫上另一種內(nèi)容，但那就不是信陵君了。

信陵君是上一個歷史階段的杰出人物。

他和他的朋友們奉行的是當時的“俠義”規(guī)則，就不能圖一己之利，恣意而為。

所以他們敢“竊符奪軍”。

最大膽的是違抗“王權”，卻不能去奪取國王的寶座，還必須臣服于國王；

他們以拯救天下的困厄為己任。

可以統(tǒng)帥六國百萬大軍，擔任實際上的“盟主”，卻不肯辜負六國君王對自己的信任。

他不會利用這個巨大的力量為自己成就一番事業(yè)，而只能用來幫助六國擺脫秦國的侵略和欺凌。

事實上，當時戰(zhàn)亂的根源并非僅限于秦國。

在那列國紛爭的年代，以眾凌寡、以強欺弱已成為普遍現(xiàn)象。

只要控制一定力量，就敢擴張自己的勢力范圍。

人的社會地位可以不同，欲望卻都一樣，國君不僅企望一統(tǒng)天下，也想多占領一座城堡。

如果說“春秋”時代的霸主們還得打著“扶佐王室”的招牌去進行“不義戰(zhàn)”；

那么到了“戰(zhàn)國”時代，干脆撕去最后一塊遮羞布。

赤裸裸地“弱肉強食”、“強者爭食”，能出手時就出手！

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以任何理由或沒有任何理由都可以發(fā)動戰(zhàn)爭。

只是秦的勢力最強，對外侵略最頻繁，對各國的威脅和損害最大而已。

由于秦的力量強過任何一國，而“合縱”可集六國之力又大于秦國，足以與之相抗爭。

所以遏制秦國對外侵是各國最佳策略。

信陵君要想“救困濟危安天下”，也必須依靠這個策略。

可惜，各國在危急時都借用別人的力量援救自己。

危機一過，就又各謀己利，甚至不惜損人。

甚至在“聯(lián)合”中也是既怕被人“吃”，又想伺機吃人。

總是盤算自己的利害得失，相互間懷著戒備之心。

建立在這樣互不信任基礎上的“合縱”有如一盤散沙。

所以自創(chuàng)始人蘇秦之后的幾次聯(lián)合，效果都不理想；

信陵君和他的朋友與僅憑口舌游說的蘇秦不同。

是以“信義”做號召，不謀一己之私，具有較強的凝聚力。

因而在救趙、救魏兩次聯(lián)合中，都取得巨大勝利。

然而，他仍然不能克服“合縱”那先天的致命弱點，他倡導的“合縱”也注定不可能長久的牢固存在下去。

歷史規(guī)律的客觀性是指它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

但人類的歷史卻是由整個人類的活動來譜寫。

“人心所向”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正如漢朝賈誼在《過秦論》中所指出的：

周室衰落到由“王霸統(tǒng)一號令”的局勢也不能存在后，各國諸侯頻頻互戰(zhàn)，兵革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