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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書·束晳傳》里說:“《易經(jīng)》二篇，與《周易》上下經(jīng)同。”據(jù)杜預（222年－285年，西晉時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學者。）《春秋左傳集解后序》也說:“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fā)其界內(nèi)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fā)冢者不以為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者藏在祕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系辭》，疑于時仲尼造之于魯，尚未播之于遠國也。”

《晉書·束晳傳》里稱之為“易經(jīng)”，而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后序》里稱“周易”。故《晉書·束晳傳》里稱的“易經(jīng)”，不是來自汲冢書的名字，而是晉人或唐朝時修史者的稱法。《晉書》里說的汲冢竹書里的《周易》，與“《周易》上下經(jīng)同”，杜預也說“《周易》上下篇，于今正同”。那么，汲冢竹書《周易》就是今本《周易》文本了嗎？不一定。《晉書》接著說“《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從“易繇陰陽卦”可推測，這是與《周易》不同的卜筮之書。晉代王隱（約317年前后在世）所撰《束晳傳》說，汲冢書中“有《易卦》，似《連山》、《歸藏》”，這是指《易繇陰陽卦》似《連山》、《歸藏》。這說法正確，所謂“與《周易》略同”，是指六十四卦畫符號及名稱與《周易》同；所謂“繇辭則異”則是指卜辭內(nèi)容與《周易》不同。這正是吻合《周禮·春官》曰：“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jīng)卦皆八，別皆六十有四”的說法。

而今考古上發(fā)現(xiàn)王家臺秦簡《歸藏》，也正是與《周易》里的符號、名稱則同，而文辭則異。所以晉人所見到汲冢竹書《周易》，而說與當時的《周易》（即今本《周易》）同，根本不涉及是什么爻稱的內(nèi)容。而晉人所看到汲冢竹書里的類如《歸藏》的卜筮書，不也認為“與《周易》略同”嗎？又如《周易》一書在先秦是不分篇的，《晉書》里說的“二篇”，及杜預說的“上下篇”，這都是漢一降所形成的觀念說法而已。即使汲冢竹書《周易》不是“九·六”為爻題，也會認為與當時的《周易》同。我們認為汲冢竹書《周易》是否已是今本《周易》，單從《晉書》與所見竹書的晉人那些說法，是無法認定的。不過從汲冢竹書里的其他內(nèi)容可以旁證魏襄王時的《周易》，是否是今本《周易》。

《晉書》說《師春》是“書《左傳》諸卜、筮”，是描述和解釋《左傳》中的龜卜與筮卜的。“‘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杜預也說：“又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這說明了什么呢？這是否說明魏襄王時期，流行的是如《左傳》里的那些卜筮方法。但《晉書》里記“《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的“左傳”稱法，也不是從竹書上看到的有此名稱，而是修史者的說法。本身魏襄王時期里的竹簡更不會出現(xiàn)“左傳”這種稱法。這是所見汲冢竹書者認為《師春》里記述的卜、筮內(nèi)容，是與當時傳世的《左傳》一書里的卜、筮內(nèi)容相同。正如杜預說的：“又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而杜預又稱“左氏傳”。所以無論稱“左傳”或“左氏傳”，都不是來自汲冢竹書。以及《晉書》里說的“《易繇·陰陽卦》二篇”，也是后出出的說法，不是來自汲冢竹書里的名稱。雖然《師春》里疏解的卜、筮內(nèi)容，與《左傳》里的卜，筮內(nèi)容同。但同樣不能以此證明《左傳》一書在魏襄王時期已經(jīng)流傳于世了。因《師春》早佚不傳，同樣也不能認定是《師春》抄錄《左傳》一書里的卜、筮例子，還是《左傳》作者通過戰(zhàn)國后期的如《師春》這種卜筮輯錄編進春秋史里，以假托所言中的‘神示天機’。而汲冢竹書里的《穆天子傳》卷5有一筮例，這是汲冢書所留下的唯一筮例：“丙辰，天子南游于黃囗室之丘，以觀夏后啟之所居。乃囗于啟室。天子筮獵萍澤，其卦遇《訟》，逢公占之，曰：‘《訟》之繇，藪澤蒼蒼，其中囗，宜其正公。戎事則從，祭祀則喜，畋獵則獲。’”

這一卜筮例，是類如《歸藏》筮書的卜筮例子。既不是以春秋《周易》文本筮之的筮例，也不是以今本《周易》筮之的筮例。

無論從汲冢竹書涉及《周易》的有關說法，還是從《師春》里輯錄相同于《左傳》里的卜、筮例子，以及《穆天子傳》卷五保留的筮例來看均不反映今本《周易》來看，由此說明今本《周易》在魏襄王時期還沒有出現(xiàn)。

總之，今本《周易》是帝制時期定型的，雖然今本《周易》是戰(zhàn)國末期定型的，但今本《周易》卻是在秦漢王朝時期里盛行的，并且在西漢時期又被奉為經(jīng)書。而傳承于后世的就是以“九·六”為爻題的《周易》文本，故此我們把今本《周易》稱之為“秦漢文本”（或稱“帝王時期文本”）。

而今本《周易》的前期流行的是春秋《周易》文本。春秋《周易》文本，一樣曾被史巫用于卜筮，今本《周易》的定型出現(xiàn)，只是在春秋《周易》文本基礎上進行結(jié)構(gòu)形式的改變。從占筮者的角度來說，兩者并無本質(zhì)的區(qū)別。但通過對今本《周易》與《周易》早期文本的考證來說，則關系著《周易》一書原初的性質(zhì)問題。

而今，一些專家、學者也認為《周易》原初無“爻題”，但無不遺憾的是，卻沒有進一步追尋與考證“無爻題”的《周易》之前，以及原初是何種的結(jié)構(gòu)形式，或是何種文體。既然認為《周易》原初無爻題，那么，豈能認為原初的《周易》是卜筮之書呢？即有何證據(jù)與理由，而說“《周易》原初就是卜筮之書”呢？說“《周易》本是卜筮之書”，豈不是胡說八道么？請下載小說app愛讀app閱讀最新內(nèi)容

既然《周易》原初無爻題，那么，《周易》原初就不是卦爻的結(jié)構(gòu)形式。既然不是卦爻式的《周易》，也就不是卜筮的形式與‘工具’，還能認為《周易》原初就是卜筮之書么？這樣來詰問，難道不能成立嗎？這是在沒有揭示出“無爻題”之前的《周易》文本，這樣詰問是能夠成立的。但事實上“無爻題”之前的《周易》，不是在歷史上照樣被史巫用于卜筮么？那么，“無爻題”之前的《周易》，豈又不能不認為是卜筮之書。否則《左傳》一書里反映春秋時期“以《周易》筮之”，又如何解釋呢？即使《周易》“無爻題”，也不等于不被卜筮者當作卜筮之書。因為無爻題的《周易》之前，是“繇題”形式的《周易》。而“繇題”的《周易》照樣被史巫用于卜筮的‘工具’，這是有《左傳》一書所證實的了。

若說《周易》原初既無“繇題”又無“爻題”，那么，再認為《周易》原初就是卜筮之書，就是胡說八道了。

我們所要證明的是《周易》原初也無“繇題”，因《周易》原初無爻題已無需證明，已知“爻題”的《周易》定型于帝制時期。只有證明《周易》原初無“繇題”，也就證明《周易》原初本不是卜筮之書。這就是我們要考證《周易》文本的目的所在。既然知道《周易》原初無爻題，而又知道“爻題”的《周易》文本定型的很晚，這就說明《周易》一書在歷史上是被篡改過。那么，就值得懷疑“《周易》原初就是卜筮之書”的說法了。更主要的是，從今本《周易》里的文辭內(nèi)容來看，根本不能認為是卜筮之辭。只要從《周易》一書上剝離掉史巫添加進去的“繇題”與“爻題”的卜筮外殼，我們再來看《周易》，還能認為《周易》是卜筮之書么？

這就是我們要考證《周易》文本的目的與意義。

接下來，我們來看今本《周易》定型之前的《周易》文本是個什么樣子。周易歸來的周易哲學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