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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亡于公元280年，其后南人北上入朝為官，始終不得看重，被視為亡國之余。吳士之中哪怕門第高如顧、陸之家，在北方被直呼之為“貉奴”，其后又卷入八王之亂的亂局之中，多受戕害。譬如吳郡陸機臨終感慨“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深悔北上入仕。

直至公元316年西晉正式滅亡，前后三十七年，吳士可以說從未融入時局主流之內，一直都是被提防打壓的目標。這種現象一直延續到東晉，僑姓南渡，仍然把持朝堂中樞權柄，不許吳士插手。

正因如此，吳人心中始終懷有一個沖動，那就是再塑江東，重復孫吳局面，劃江而治。兩晉之交江南歷次動亂，背后的動機和目的幾乎都是如此。譬如吳郡士人推舉陳敏為亂，義興周玘謀逆事泄未成。

一直等到老爹說出真實目的，沈哲子才醒悟過來，原來老爹作亂看似響應王敦，其實內心里同樣也有再造東吳局面的夢想，將朝廷置于吳人掌控之中。

對于老爹這愿望，沈哲子不知該哭還是該笑。身為吳人，他肯定要認同老爹的這個愿望，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吳人的利益。但他偏偏又有一個后世穿越者的靈魂，深知老爹這想法一旦成為現實，那么立足江東的這個政權就等于丟棄了最寶貴的法統和正朔，與北地那些割據一時的胡人政權再無區別！

東晉朝廷雖然偏安一隅，但卻仍然是漢人正朔傳承，是一個包羅所有漢人的普世帝國，因為其所繼承的政治遺產乃是秦漢以降數百年來在無數漢人心目中滋養出來的向心力。所以終東晉一朝，盡管歷次北伐因為各懷目的而不能竟全功，但一路行進都受到北地漢人的響應擁戴，先天上就占據了道義。

但如果江東朝廷棄晉統而奉從未入主中原的吳統，既沒有北伐的理由，也沒有北伐的動機，更沒有北伐的力量！

沈充還在苦思如何跟吳地士族扯皮交涉，從而破除眼下困頓的局面。沈哲子告退離開，心里卻沉甸甸的。他意識到自己在觀念上跟老爹有分歧，老爹生長于吳地，大概此生都沒有往江北去，所思所想都是如何提升自家門第，維持三吳局面。跟老爹講北伐，他大概會以為自己瘋了吧？

這種分歧，并沒有誰比誰高明，只是各自成長環境以及閱歷所造就的。

沈哲子也不寄望自己能夠說服老爹，老爹有自己的打算，而隨著對時局的了解，結合自己對大勢的預知，沈哲子也漸漸有了自己破除難關的想法。雖然跟老爹理念有所不同，但沈哲子明白自己跟沈家休戚一體，自然也能求同存異。

只是這計劃要如何施行，還要等待一個合適的時機。

接下來一段時間，沈哲子待在營中，看老爹與各方往來周旋。諸多往來的對象，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沈禎等在朝為官的族人們不斷送回中樞掌權者的動態，以王導為首的瑯琊王氏一系處境微妙，韜光養晦。如今朝中獨厚高平郗鑒，甚至連引薦郗鑒的南士紀瞻都倍受禮遇，可見朝廷已經打定主意要與王氏對抗到底，不讓永昌舊事上演。

雖然朝廷當下大敵乃是屯兵于湖的王敦、王含之軍，但沈充所掌握的吳興勁旅同樣具有左右時局的能量，因此朝廷很快給老爹以反應，開出的條件則是進爵武康伯，入朝擔任尚書郎，乃是士族專享清貴之品。

這次來的除沈禎之外，還有江南士族高門的顧榮之子顧毗，拉攏之外，不乏告誡老爹不要一意孤行，自絕于時人。

沈充對此自然不能滿意，他最擔心就是朝廷事后的清算，因此底線就是不入朝堂，欲謀方鎮。因此對這條件不予理會，一方面加緊聯絡吳地士族，另一方面則與身在王氏軍中的錢鳳通信謀劃，讓王氏于荊、江兩鎮各增三千兵于于湖，對朝廷持續施壓。

但以南人而居方鎮談何容易，荊揚江徐四鎮皆為僑姓禁臠，各個僑州又掌握在流民帥手中，更南方的廣州、交州遠離吳地中心，地廣人稀，根本就是樣子貨。老爹想要在僑姓手中虎口奪食，沒有本地士人的支持，根本不可能做到。

在這大變之前的暗流中，吳郡士人也向老爹表態，樂觀其成但并不參與其中，充分發揮了士族高門的無為無恥。

而會稽方面，則遲遲沒有進展，虞氏討逆檄文甚至已經送到建康，想要給自己的行為爭取合法性，換言之就是要官，把老爹這個潛在威脅當做進階之籌碼。只是朝廷擔心更加激怒老爹，暫時沒有予以回應。但如此一來，后路被抄的老爹在朝廷心目中危害性自然削弱幾分。

江北流民帥倒是給出回應，只要老爹不動，他們絕不會進入吳興。甚至還保證，如果老爹愿意給予更多酬勞，他們愿意聯名保奏老爹坐鎮一方。

但這保證只是一個笑話，流民帥雖然勢大，但卻并不具備左右朝局的力量。他們在這士族掌權的東晉，用后世一句話形容就是，跟夜壺一樣，用的時候拎出來，不用的時候塞在床底下，根本不可能給予老爹實質性的幫助。簡而言之，還沒有發展成一股成氣候的政治力量。

通過老爹近來越發焦躁的情緒，沈哲子可以看出事態逐漸有惡化趨勢。眼下的局面，擺在老爹面前的選擇已經不多，要么一如歷史慣性繼續興兵，孤注一擲。要么罷兵入朝為官，等待朝廷事后清算，屠刀高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