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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梁帝國三省六部這一中樞制度的確立，代表著自兩漢以來皇權對于外廷的干預和分權總算告一段落，且終于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

三省六部若是追溯淵源，前身其實都是君王內侍近臣，皇帝為了保證君權得以獨大，且對外廷能夠形成有效制約，而不斷將自身的權威下放給這些近侍臣子，使他們得有資格參與到外廷行政之中，對原本三公九卿的體系不斷造成沖擊，甚至他們彼此之間也都存在著相互制約的能力。

當然，除了三省六部這一中樞主體制度的創設，遠三公九卿舊制也得于保留，只是不再作為中樞制度的主體而僅僅只是一種補充。

這其中，三公成為真正的榮銜用以犒獎那些正色立朝的耆老重臣。而九卿則剝離原本的政治禮遇，退化為單純的事務性職事，用以補充三省六部偏重政策的不足。

這也算是一種褪去繁華之后的返璞歸真，九卿改為九寺，再加上同為事務性的五監，如是便組成獨立于三省六部之外的事務型職官體系。

三省六部，九寺五監，再加上一個風聞奏事、監察百官的御史臺，如是便構成了中樞官署的基本構架。

這一整套臺省、寺監的定制改革，在大業元年伊始的一年多時間內逐漸完成。這還是因為朝廷中樞本就脫胎于原本的洛陽行臺，諸多創制其實早有雛形，在審定職權、核定品階之余，同樣沒有荒廢了正常的行政事務。

當然，在這一年時間當中，除了中樞改制之外，朝廷對于地方上的監控也并沒有松懈。

至于地方積弊，其中最大一樁就在于州權過大，這是后漢以來長久積弊，單以江東舉例，三國之中的東吳政權所以創立，基礎就在于半個揚州的江東六郡。而荊州更以分陜重鎮，屢屢抗衡中央。

更不要說，大梁皇帝沈維周本身就是從方鎮崛起，構建霸府，最終締造新朝。

所以，如何有效的限制、制約州刺史的權柄，將是大梁新朝能否長治久安的一個關鍵問題。

關于這一點，朝廷主要提出了三個解決途徑。首先便是針對州這一級行政單位的體量削弱，大州拆小，分境任事。類似舊年沈氏為了獲取一個方鎮基礎而拆分揚州，便提供了一個經驗。

這一項工程，注定浩大，為了保證地方上的穩定，不可追于一蹴而成的急功，因是第一批拆分的州治主要是河北地區。像是原本的冀州、并州、幽州等州治，因地制宜，各被肢解。

隨著大業元年將近尾聲，朝廷下控州治在四十個左右，未來則肯定還要繼續推行，確保任何一個獨立州治，都不可再如此前那般體量大到足以抗衡中樞。

第二個途徑，便是流官定制，州刺史一年一評，三年一考，依照政績優劣分為征、流、黜等不同待遇，或征入朝中執掌部司寺監，或流入別州繼續外任，或降品黜用。給外州任事者規定一到三年的任期，確保不會久任一地而專擅地方。

第三個途徑，則是事權下放。此前地方政令構架大體分為州郡縣三級，大梁新朝則直接取締了郡一級行政單位，這在某種程度上，也算是對郡望舊族的一種打壓。

所謂名教，立為名分，定為名目，號為名節，制為功名，以名為教。所謂的名，狹義上就可解為名詞。三綱五常，你無需了解內在機理，只需奉此名目不悖，便可成為守禮恭謹之順民。

名詞更可引申為概念，無需了解更多歷史細節與世道進化機理，你只需明白九品官人法是一個落后的、腐朽的概念，而科舉則就是一個進步的、開明的概念，后者取代前者，便是一種進步，毋庸置疑。

如此一來，世族豪門鄉聲譽望何以名為“郡望”而非縣望或州望，這就是一個非常值得玩味的問題。但無論如何，大梁新朝創設伊始，郡作為一個行政實體被直接廢除取締，這在無形中就化解了相當一部分郡望給世家舊族帶來的實際惠利。

州權下放，郡治廢除，相應的縣這一級行政單位的存在感便得于大大加強，而縣令也成為大梁統治之下位卑而權重的代表。

在過去一年時間里，中樞詔令下達兩千余條，其中確定將會推行實施的政令范疇則達到一千條以上，而在這個范圍之內，單單直接詔達縣令一級的，便有七百條之多。

在這個事權下放的過程中，皇帝陛下更是親自身體力行，以實際行動表示出對于縣令這一級主政一方官員的重視。像是大業元年的三月、七月、十月等，皇帝陛下連續數次親臨中書省，主持各地縣令選任委派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