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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原王朝與北方游牧民族的斗爭綿延兩千多年，其中漢族真正占優勢的時候甚少。唐太宗時期的中原王朝強盛無倫，滅東西兩突厥只用了三十多年。許多番將成為唐軍將領，并確實為唐王朝的征戰盡忠效力，如太宗時期的契必阿力(鐵勒人)、玄宗時期的李光弼(契丹人)、哥舒翰(突厥人)等。

而武功蓋世的唐太宗被眾多臣服于他的北方游牧民族推舉為天可汗，這一切使之產生了一種天下歸心的感覺。故唐太宗充滿自信，標榜自己與過去的帝王不同。他聲稱自己對華夏和狄夷一視同仁，不取偏見。

唐太宗的見解當然正確，但這一正確的觀點是以唐王朝在民族斗爭中居主導地位、強者地位為依據和后盾。同樣道理，其他居被動防守地位的中原王朝持“華夷之大防”也是有其緣由的，是一種合乎邏輯的弱者心態。

而“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就是漢族士大夫在歷史長河中的一種經驗的總結。這其中當然包含了對北方游牧民族的不信任、疑懼、警惕，也是漢族頻遭野蠻民族外來侵略，多次遭受浩劫的本能反應。

但同時，歷經秦、漢、晉、隋、唐、兩宋、元、明各朝各代，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格局已經形成，這是大勢所趨，這是自然規律，這是歷史必然，這是改不了的事實。

所以，即便朱永興很欣賞“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的霸氣，也視“強漢”為漢朝（國家），而非其他。

“中華者，中國也。親被王教。自屬中國。衣冠威儀，習俗孝悌，居身禮儀，故謂之中華。”

朱永興認為必須保持和尊重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的歷史傳統和民族自豪感，但狹隘的民族觀卻是阻礙國家強盛并容易形成分離傾向的主要原因。在這一點上，不光是漢族。其他民族也是一樣。

不以血統和族類來區分，而是以文化上的認同來判斷你是否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雖然要提倡民族平等，但也必須承認漢族在中國歷史上所起的主導作用。而且，承認這一事實并不違背民族平等的原則。

因為，在歷史上起主導作用的不是民族特權而是先進的生產方法。先進的民族在歷史上起的作用大，落后的部族或民族起的作用小。在中國歷史上，漢民族一貫處于先進地位。不論在經濟開發和文化藝術創造中，或者在反對外族敵人的斗爭中，漢族都起著主導作用；這是歷史事實。

當然。從華夏族到中華民族，的確有民族之間的歧視問題。但從古到今，哪個先進民族對落后民族不存在歧視？這種歧視當然是錯誤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經濟和文化上的先進，必然造成優越感。漢族人在幾千年前就是文明民族，治世用三綱五常，禮義廉恥，宣威以典章制度。文化科技，很多周邊民族對漢文明都十分向慕。有的民族主動溶入漢族，更多民族向漢民族學習。

況且，漢族的這種優越感并沒有造成對與其他民族根本性的隔閡，相反，古代中國人的天下觀是一種在今天看來都很開放的觀念，對于真正以夷入夏者無不認同。而對于本族中嗜殺成性者同樣貶斥。

以強大的軍事、經濟實力為后盾，坦承地認同藏族、苗族、蒙古族、回族等都屬中華民族，勇敢地接納愿意接受先進理念、沐浴中華文明的他族民眾，不斷增強凝聚力和歸屬感，共同締造一個輝煌燦爛的偉大國家。便是朱永興正在推行的民族政策。

而招募番騎，不過是早已在推行的民族融合的眾多舉措之一，也是對國家實力的信心進一步加強的外部顯示。

雖然國家暫時還沒有能力斷然實施“改土歸流”，但一些緩和的政策卻悄然實施，比如土官的繼承人必須在書院就讀，比如在土府、州、縣設立學校，比如在周邊實施惠政以吸引土民。

而當土官絕嗣，后繼無人，或宗族爭襲，就派流官接任；土官之間互相仇殺，被平定后，即派流官接任；土官犯罪，則以罪革職，改由流官充任；如有土民向官府申請“改土歸流”時，朝廷也以所謂從民之意，革除土官世襲，改為流官。總之，大明朝廷但遇有機會，立刻抓緊改流……

“對不法土司用計擒為上，以兵剿為次；使其自動投獻為上，勒令納土為次；既要準備用兵，又不專恃用兵。以武力相震懾，力爭以政治手段解決。”對各土司的處置，朝廷已有章法。同時，朝廷也不斷調整云﹑貴﹑川等省邊境的不合理的行政區劃，以便統一事權，使地方官相機行事。而且，這也是趙王白文選一直擁兵坐鎮云貴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改土歸流的榜樣——那嵩，身為少數民族，卻一躍而入內閣中樞；滇省磨乃土官龍吉兆和龍吉佐交出世襲領地及土司印信，歸政中央，獲賞晉升。一為廣南巡撫，一調任保定知府，最小的弟弟龍吉祥則依然領安南都統使一職，經營在南掌搶來的領地。

不管是那嵩的看清形勢，還是龍家為了后宮的龍兒添光加分，在沒有動亂的情況下，改土歸流沒有正式提出，也沒有大刀闊斧，看似順其自然，但也頗有成效。特別是湖南﹑湖北﹑四川等省的土司，本來就靠近內地，勢力有限，一旦被抓住把柄，那也只能無奈地交印交權，聽從政府安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