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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1850年2月25日)，六十九歲的宣宗成皇帝，匆匆召見滿漢王大臣，宣布硃諭，立皇四子為太子，封皇六子為親王，隨即駕崩。不過一個時辰，剛成儲君的四阿哥，就繼位皇帝，可謂運氣好極。

然而時年二十、于次年改元咸豐的滿清七世皇帝，甫登極便厄運連連。首先是外患，沙俄已在北疆侵吞了帝國發祥地滿洲的大片領土，不久英法又于南疆開始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其次是內戰，原先已在南國處處冒煙的民眾造反，迅即燃成太平天國起義的燎原大火，不久便建都天京，得捻軍支持而與滿清中分“天下”。更不幸的，是英法聯軍于咸豐十年(1860)攻占北京，迫使他在滿清入主北京二百十六年后首創帝國首都淪陷的歷史紀錄，而且于次年七月十七(1861年8月21日)病死熱河，虛齡僅三十一歲。

廟號文宗而謚稱顯皇帝的咸豐帝，雖是滿洲皇室的紈绔子弟，卻因爭奪皇儲而頗具教養。當他如愿登上大寶，起初也想有所作為。例如即位初期，面對諫臣奏章，都表示有聽德，并且很快懲辦父皇寵信的佞臣穆彰阿、耆英，又起用林則徐，以示有意“維新”。哪知天不我佑，外患內亂不絕。他和他的親信，都十分迷信中世紀的傳統數術。兩漢的《周易》緯書，不是說每個新朝都必遭“百六陽九”的厄運嗎？就是說，每個新王朝，每逢建國一百零六年，必遭大旱或類似厄運九次，而據相傳為箕子所作的《周易》“明夷”卦的傳統解釋，又說其卦(離下坤上)表征“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既然咸豐帝實際在位十一年半，卻屢遭患難，那么民國初年的《清史稿》作者，以下描述應說頗近歷史實相：“文宗遭陽九之運，躬明夷之會，外強要盟，內孽競作，奄忽一紀，遂無一日之安。”

然而《清史稿》文宗紀的作者，接著“評價”這個皇帝，說他在倒霉的處境中，“而能任賢擢材，洞觀肆應，賦民首杜煩苛，治軍慎持馭索，輔弼充位，悉出廟算。向使假年御宇，安有后來之伏患哉！”

末二語很有趣，意謂假如咸豐帝不是年方而立就死去，假如他的個人專制能延續，那么“后來之伏患”即慈禧太后三度垂簾聽政，便不可能出現，大清帝國說不定將綿歷百世。

歷史從來拒絕假設。事實是咸豐帝的“廟算”，不僅著著失靈，連他本人也化作流浪不歸的亡命徒。他除了眾多妃嬪，還有從民間私納的曹寡婦之類，卻只同一個宮女那拉氏生有一子。因而他根本不可能遠承高祖雍正帝秘密建儲的傳統，如其父道光帝那樣，有立儲的選擇余地。當然他還有一個選擇，即如北國鮮卑族先輩傳統，立子殺母，并借口沿襲漢武帝晚年立少子而殺其母的先例。相傳咸豐帝在熱河臨死之際，曾密授皇后一道硃諭，謂如發現那拉氏恃子為帝而驕縱不法，便可將她處死，這證明咸豐帝是熟悉漢魏傳統的，但更反證這個皇帝無能。明知滿清早有“母以子貴”的太后專政傳統，卻不敢冒犯獨子生母，而將死后預防大權旁落的希望，寄托給無子又仁柔的皇后，豈非恰給遺妾僭權開路嗎？

咸豐帝在位十一年半，正是大清帝國的生死關頭。但看個人，這個皇帝應屬亡國之君。然而帝國竟沒滅亡。首都淪陷而王朝猶存，江山僅存半壁而帝國名義仍在，君主死于流亡而其子仍能復辟，諸如此類的悖論，怎樣給出合乎歷史實相的解釋，至少既有的歷史教科書，說法雖多，卻都難以令讀者信服。

悖論已屬于歷史，當然不能用邏輯代替歷史。歷史真相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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