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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年間還有幾名英國的船主屁顛屁顛的組隊來到東方貿易，結果在廣州與中國商人吵架，也被明政府罰款罰到破產。不過，后來英國人因為搭上鄭芝龍家族的那條線，反而比荷蘭人更容易獲得中國商品。

簡單說，明政府對西方人，都是當做不請自來的海盜(事實上，西方海商一般都是兼職海盜，遇弱則搶，遇強則商)，泉州、廣州的市舶司，從來未公開允許西方人前來貿易。

天津的市舶司，與廣州、泉州的市舶司不同，任何一國商人，都可以來天津貿易。哪怕是倭寇，或者是滿清韃子，只要繳納10%的關稅均可貿易。

至于朝貢、勘合的文書，天津是不需要的！

因為天津市舶司的政策開明，海關剛剛開啟不久，已經吸引了10多艘商船。其中，6艘是廣州、福建的商船，2艘葡萄牙商船，2艘日本船，1艘朝鮮船。

葡萄牙人販運了一些蔗糖、西洋鐘、玻璃器具，皆是市場上較為歡迎的奢侈品，大約在天津賺走了30萬兩白銀。不過，很快葡萄牙又支付了45萬兩，采購中國的絲綢、棉布、紙張、瓷器等等貨物。

朝鮮船運來了高麗參、高麗貢紙等等產品。朝鮮的經濟文化受到中國影響巨大，許多的中國技術，對朝鮮并不保密。所以，朝鮮在這個時代紡織、造紙等等技術，也處于比較領先的地位。而高麗貢紙，在明朝市場也是品牌比較響的高端紙張。

日本商船，運來了300石的米，以及200多把日本刀。日本的米，價格是明朝的五分之一，哪怕加上運費，也有利可圖。不過300石，在港口只能賣個2.5兩一石，才值750兩銀子。

而日本刀造價莫約一兩銀子，運到明朝能夠賣50兩的高價。200把日本刀倒是給日本商人賺了近1萬兩銀子。不過，日本商人又迅速的在天津市場中采購了價值10萬兩的絲綢、棉布等等貨物。

這個年代，明朝與任何一國建立貿易往來，基本上都是明朝貨向別國傾銷。而且，無需明朝商人主動傾銷，而是外國商人，拼命的從明朝進口各類商品。

十多艘的商船，前來天津貿易，給天津市舶司帶來的稅收達到15萬兩之巨！而且，還深受商人的歡迎.

而明朝其他的稅收體制已經徹底敗壞了。暴利的產業收不到稅，而只能在自耕農身上征收到稅收。

比如茶葉生產向來是暴利產業，一畝茶園能夠創造十多兩銀子的效益。

但是以浙江省為例，茶園種植面積超過百萬畝，卻只收到幾十兩銀子的稅收，茶葉稅在南方已經名存實亡。

你敢多收，文人便會高舉“與民爭利”的高帽子！

中國古代文人口中所謂的“民”，并不是底層的老百姓。而是地主、縉紳階級！所謂與“民”爭利，就是與有錢有勢的大地主們爭奪利益。

而官場上的官僚們，大多數都是大地主家族出身。哪怕本身是貧寒的士子，當官之后很快也會成為大地主既得利益集團的一員。

因為本該是納稅主體的既得利益群體，“既當球員又當裁判”將朝廷稅收體制完全控制。所以，明朝中后期以來稅收政策一敗涂地。

而張居正這個大地主家庭出身的官僚，進行改革，也只敢拍蚊子，而不敢打老虎，所以張居正的一系列改革政策也是人亡政息。

封建王朝歷次的稅制改革失敗，原因是假設了一個前提——“有良心”地主會為大局著想，自我約束。

但是這個假設的前提，永遠不會實現的！

因為大地主利益集團整體短視，只為自己利益著想，從不顧全大局。

君不見張居正才死了多少年，南方東林黨猖獗的省份，大地主、大商人們已經以抗稅、漏稅為榮。

這種人格已經被貪婪扭曲，還不停為自己的違法行為找正義借口的一批人，不是國家的蛀蟲是什么？

肖圖白閱覽天津市舶司的關稅，以及浙江省的茶葉稅數據，不屑道：“東林黨利益集團，暫且囂張！有朝一日，老子讓你們嘗嘗工農業剪刀差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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