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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如中當選內閣總理幾年里，做得最多的事，就是想盡辦法扶持國內中小企業、推進國內的工業規模化擴張，并由此出臺或調整了一系列的政策或法案。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國內工業規模化促進法案》和《海外產業投資法案》修正案，其中前者在1646年開春之后正式得到了國會的通過。而后者則是關如中剛上臺那年就實行了，進一步規范了海外投資秩序。

《文明典范》，是為上述兩個國內經濟法案配套的一項對外戰略投資計劃，而并非單獨為葡萄牙量身定做。核心內容就是有步驟、有選擇性的對外進行適當的近代工業設備和技術擴散輸出，以提供華美所需要的外部廉價初級工業勞動力需求。

《文明典范》的戰略指導思想，最早萌發于1630年向葡萄牙和西班牙出售礦用蒸汽抽水機的時候，接著在1642年初的青城市航海鐘失竊事件中持續發酵。

雖然那起高精尖航海鐘失竊的罪魁禍首鎖定在法國身上，但也未有更感意外的后續糟糕事情發生，最終不了了之。但華美二十多年的發展，在這個時代由一個“脫穎而出”的先進國家變為一個“形單影只”的饑餓保姆，也漸漸成為一種事實。

歷史總是在懲罰任何一個企圖長期固步自封的文明。孤獨的領航者有意義嗎？

蘇子寧最早提出的“一個落后的外部世界并不符合華美的根本利益”的論點，在之后引發了并不亞于遠東問題的廣泛討論，而對其中最有體會的、最有發言權的群體，當屬壟斷華美工業生產的中立派。

現在的華美，缺的不僅僅是重要工農原料的輸入供應，初級工業加工制造能力的瓶頸和高昂的資金與人力成本已經是影響國內工業規模擴大的第二主因。

華美向全世界出售近代商品、加快世界文明進程的同時，已經陷入了一種自我承擔工業發展“義務”的境地。

隨著各項工業技術復原工程漸漸進入瓶頸期，單純追求技術領先已經讓步于如何實現工業規模化這個更重大的問題。

多如牛毛的工業門類讓華美現有的工業生產規模不堪重負。當“有無”的問題解決之后。大規模生產使用成為難題。大量中后期出現的新技術和新項目都無法走向規模化的生產利用，華美這個只有百萬人口規模的國家，連某些自身的需求都開始難以滿足了。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國有重型機械公司的蒸汽拖拉機生產。從重型拖車到中輕型農用一體式聯合收割車，即使經過了多年的產能擴建，公司職工數量突破5000人，該公司所有型號的蒸汽機車加起來，年總產量到1645年也只有理論700臺上下。而產品型號一旦出現升級，又會帶來重新調整生產線的麻煩，其產能很不穩定。

700臺的最大年產能。平攤到本土各個城鎮或海外領，每個地方每年只能買到可憐巴巴的10來臺。而光是華美農業重鎮波特市和南山海外領，兩地每年的農用蒸汽機車的需求量加起來就是至少200臺，其他城鎮能買的數量就更少了。

華美在工業制造領域就那么幾家寡頭，長期處于全局壟斷式生產。小到一個螺絲、軸承或法蘭盤，大到一個蒸汽機缸體和船舶鋼鐵龍骨構件，一整套工業生產鏈下來，如果只是為了解決有無問題，理論上并不需要外人插足。

在華美國內。就算一再強調工業標準化，上游工業零配件的國家標號每年都在增加。截止1645年，華美國內螺絲的標準規格有36種、法蘭盤有20種、各式軸承有38種、各式齒輪已經超過60種……

生產10種不同的商品，或許還游刃有余。生產20種。資金和人才儲備就會感到不足。生產30種，基本上每條生產鏈都無法做到規模化和高效化。有一些因為市場需求較小但又不得不生產的特殊工業品類，更是如此。截止目前，華美全國的工業勞動力加起來也就十萬出頭。但要支撐的攤子卻異常的龐大。

以前盤子小，底子薄，工業門類也偏少。以當初的工業制造規模，都可以做下去。但隨著時間推移，每出現一種新的工業制品需求，工業生產鏈的復雜程度就會大幅度攀升。

為維持一條工業品生產線，往往需要投入龐大的資金和安排大量的熟練工人。就算這樣，往往也只是解決生產有無的問題，要真正降低成本投入大規模應用，還必須擴大生產線、提高產量規模，其財力和人力負擔就會呈幾何系數上升。

和國有重型機械公司一樣，所有遇見這種情況的大型企業多年來也在嘗試改革工業生產模式，打破封閉式全局壟斷生產，而將許多零配件的生產技術或生產線授權外包出去。

這樣做有三個好處：一，擴大原料初加工與上游工業基礎零配件的生產供應；二，對外推廣華美工業生產的質量標準；三，擴大社會工業勞動力的基礎規模，也由此誕生了類似羅伯特市這樣的初級工業加工城鎮。

但就算這樣，也只是內部工業勞動力的一種有限調配，華美那些珍貴而難以培訓的工業勞動力終歸有限。許多技術含量低、需求量大、但人工耗時又偏長的工業零部件生產線，依然在浪費大量寶貴的華美本土熟練工人，即使工業流水線生產理念早就付諸行動，但最終工業品的成本依然長年居高不下。

這也是華美壟斷寡頭們一直對提高工人薪資帶有強烈抵觸心理的原因所在：能降低成本，提高工資當然沒問題，現在成本那么高，再提高工資就純屬扯淡。

歸根到底，玩過家家式發展沒問題，但絕不適應工業規模化擴張。雖然任何成本理論上都可以轉嫁出去，但卻使華美工業的整體經營成本大幅度上升，反而阻礙了自身發展。并影響到社會的方方面面。

除了這些，外部國家的基礎工業原料的開采和供應也步入了瓶頸期。

隨著越來越多種類的華美工農業原料需求的展開，相關原產地的自然資源認知空白就成了最困擾人的地方。如果沒有這些資源的相關技術輸出，要讓華美以外的國家正常生產與供應，其難度簡直不亞于一次思想啟蒙運動。

例如西班牙和英格蘭都擁有豐富的地表螢石資源，這一現代工業極為重要的添加劑卻只在這些歐洲人眼里相當于獵奇的劣質寶石。

要么疑神疑鬼的死活不賣或是漫天要價，要么就是拿著莫名其妙的石礫來要錢。要說服他們螢石不過是大自然廉價的礦石是難上加難，要讓他們以原始的方式實現大規模開采更無疑是癡人說夢。

許多重要而特殊的工業原料輸入都陷入了這種讓人啼笑皆非的困境。北美大陸是足夠地大物博的，但這些工業原料要全部在這個時代由華美本土實現自給自足的供應，那足以讓人累死成狗也辦不到。

華美的工業發展已經快要到達并停滯在某個點的尷尬階段。直到把“時間就是一切”奉為最高生存信念的穿越眾全部老死的那一天到來。

……

近代歐洲的工業騰飛與經濟大發展，就是建立在有效的社會經濟生產組織之上。任何一種全新的工業技術與新資源利用，都能隨之建立起從資源勘探、原料生產、基礎加工到成品制造的完整鏈條，并進而在這個環節中尋找到再改良與再創新的契機。

《文明典范》計劃，就是配合《海外產業投資法案》修正案，通過商品出口的安全管控分級，有針對性的進行初級工業制造裝備和相關知識產權輸出，讓外部國家實現更多種類的資源開發和初級加工，為華美提供更加廉價的原料、勞動力和初級工業品。讓外部世界也融入華美工業發展的輸血管。

《文明典范》計劃在公開場合的宣傳是極具全球責任感和使命感的，重建戰后文明，發展經濟與改善民生，提高各地文明含金量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