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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漢武之才，不是不知道自己引來的是什么，但是他更加是一個皇帝，就像這世界漢武帝一樣，他選擇了黃老道門來對抗陰司，而不是讓一切恢復正常。

也就是現在這世界的神道之學。

這一點，漢武帝永遠是漢武帝，他一直都是一個實用主義者。儒家有助于他集權天下，他便用儒家，黃老道門有了實用價值，他同樣會用。

就像地球上漢宣帝說的那樣，“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

大漢帝國從立國之初到漢武帝晚年，上述三種哲學的政治代表在帝國權利中樞依次擁有表現自我的機會：黃老(即道家)盛行于漢初，應對帝國無為而治的政治使命；而當漢武帝試圖強力出擊，全面擴張，儒家的‘積極入世’姿態，即獲得帝國高層的一度青睞；但儒家肩扛道德大旗，固執而迂腐，對帝國領袖的行為方式不時提出規范、限制的訴求，迫使皇帝不得不尋找一種更便利、更得心應手的治理模式，于是盛行于秦帝國的法家再度崛起，經過一番技術化處理，最終為漢武帝實質性采納，形成了‘儒表法里’、‘霸王道雜之’的治理模式。

漢宣帝對熱衷于儒學研究活動的太子(漢元帝)極為不然：‘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用德教，用周政乎？’

一語道破所謂漢家制度“儒表法里”的實質：尊儒是表象，真正看家的法寶是法家，法家才是yankuai皇權傾心認同的‘老師’。

這個世界，由于引來了人道力量，取得祖靈相助，單純的外儒內法，顯然不再那么合適，為了應對萬一的“陰靈害人”，在皇權的支持下，黃老道學同樣是抗起了自己的大旗，并沒有直接倒下。所以這個世界其實際上是儒、法、道，三家共同維持的。

儒家學說認為，圣人王者致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以告天地。

這滿足了帝王的至高形象。

而法家，作為明目張膽的鼓吹極權政治與馭民之術、力主嚴刑峻法與民為敵的學說，因為能夠很快的提升國力，也同樣受到帝王的采納。

至于黃老道學，漢初本就用它。到了漢武帝時，這世界起了偏差，引入了人道力量，所以董仲舒并沒有完成“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大業。

不過完沒完成，其實影響并不是太大。

畢竟漢朝其實在本質上是認同法家的，就是漢武帝他表面上排斥法家，是忌憚于秦朝的速亡，不得己獨尊儒術。當時最正直的大臣汲黯（很可能是墨家）就對劉徹有句大膽的評語：‘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武帝一朝，打儒家招牌，行法家治術，掛羊頭賣狗肉，雖說儒者居高位甚多，但政績平庸。然而酷吏橫行，嚴刑峻法為漢朝之最。中央集權體制在老董的推動下達到了前所未有猙獰，被滅九族的官吏百姓何其多就暫不統計了。僅巫蠱之亂，不但皇后太子兩任宰相都死于非命，從官員到百姓上萬人被殺。

祖靈之事，陰害之法。像羅家這樣的家族多少都知道一些。

而現在羅名再這么一說，老夫人立即便明白了為什么自己家族人丁凋零，憤怒不已道：“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老夫人，老奴一定會查個水落石出！”

并不需要再對他們細細解釋，作為這世界的人，陳福也明白出事，出大事了，當場便跪下，殺氣騰騰地說道。

這便是分封制的威力－忠心。

21世紀的地球，人們常說人心不古，沒有一點兒忠誠，這其本質上依然是制度的作用。

在分封制下，家中子(吏、仆生的后代)與主人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自然是非常忠心，急主人之所急。

當然，這并不是說21世紀的制度下便沒有了忠誠，依然有。比如十九、二十世紀興起的民族、國家，便是對忠誠的替代，只不過其忠誠的對象不再是個人，而是變成了集體。這也是后世政權更迭的有力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