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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號的早上，一家人都早早起來，草草的吃過早飯，馮一平和父親就出發去學校。

兩人負擔都不輕。

馮振昌挑著擔子，一頭是課桌，課桌里面還放著疊的整齊的被子和蚊帳，另一頭是30斤米——這是馮一平一個月的口糧。

馮一平身上背著書包，里面裝著紙筆，還有從同村高年級那里借來的舊課本。因為沒錢交學費，至少今天是領不到書的，只能早做打算。還塞著一個搪瓷碗，一把鐵勺，這是吃飯的家伙。

手也不閑，一邊是塑料臉盆，一邊是一個網兜。

網兜里有兩個罐頭瓶裝的咸菜，這是他一個星期的下飯菜，一小瓶辣椒炒炸豆腐，省著點，大約能吃兩餐。

從小學5年級開始住校，然后三年初中，三年中專，一共8年時間。8年時間里，除了每年寒暑假，他基本上是用咸菜下飯，咸菜已經深深的刻在骨子里，烙印在味覺中。以至于，后來每年回家過年，最想吃的就是媽媽腌的咸菜，因為外面賣不到這個味道。媽媽有時候就說他，“那個東西有什么好吃的？吃了8年，還沒吃夠？”

在他們吃飯的時候，馮宏兵就走了，父子二人就徑直到村口，匯合上另外兩家。一個和他同級，現在還同班，叫馮文，其實成績一般，也是爸爸挑著擔子。

另一個馮海濤，就要讀初三，馮一平的課本就是他借的。他課桌不用帶，但也不輕松，挎個書包，又拎個大包。因為從初中二年級開始，就是放月假，一個月只能回家一次，咸菜要多帶，還要帶換洗衣服。

差不多就是去外公家的路，只是在馮一平看風景的那座山下，拐向北，翻過另外一座山，穿過一個村子，再赤腳渡過一條河，上岸就是公路，公路的另一側，就是鄉中學。

對于農村的孩子來說，學校是不一般的地方。目前，只有通過這里，他們才可以走出一條不同于父輩那樣，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路。父母們也同樣如此希望，從上學的第一天開始，父母就會對老師說，“孩子就交給您了，不聽話，不好好讀書，你該打就打，該罵就罵。”

你看看，打罵由你不說，打還放在罵的前面。20年后，明智的老師哪還敢體罰學生，更遑論這個體罰還是有家長背書的。

因此，老師不僅交給他們知識，還和父母一樣，擁有對他們進行體罰的權利，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在孩子的心目中，老師比父母更有權威，而這一點，父母們也是認同的。

所以，對孩子們來說，這個時候的學校，是帶有一種神圣意味的地方，一樣的房子，一樣的人，其中卻仿佛縈繞著些不一樣的、叫他們敬畏的東西。

在參加工作后，再回家時，公路已經通到村里，可以坐車直接回去。但每次經過這里，他都想再看看，這個在兒時心目中圣地一樣的地方，卻總是沒能看上幾眼。

那時的故鄉變化很大，不少地方他都認不出來。學校變化也很大，校門不再正對著公路，周邊都壘起了高高的圍墻，連里面的教學樓都看不見。原來校門的地方，被一堵高墻替代。哎，應該就是這里啊？怎么是一堵墻？正遲疑著，懷念著，就在這一眨眼的工夫，兒時心中圣地一樣的學校就被遠遠的甩在身后。

鄉中學剛好夾在兩座小山中間，背靠著另一座山，大門正對著公路。門的兩邊有灰磚做的圍墻，把左右兩座山之間的缺口圍起來。這其實也就是個象征意義而已，因為學校只有這里有一段圍墻，其它地方都敞開著，除了這個大門，其實四面八方都可以進學校。

上了岸，就看到了一幢兩層的長方形樓房，這是學校唯一的樓房，是老師的宿舍，也是他們辦公的地方。

此時，樓房前面，校門后面的操場上，來報道的學生外帶家長不少。大多數都是肩挑手提的，只有少數住在公路邊的是家長騎著自行車，還有十幾個老師也在其中忙碌著。

最熱鬧的，要數樓房底下左邊的一間辦公室，那是生活老師住的地方。兩個老師在那忙碌著，門前一臺磅秤放在地上，家長們圍在旁邊，把米放在磅秤上稱重，然后到窗口，交上相應的幾塊錢——因為稱的那只是米，要變成飯是要燒柴的，學校不收柴，只收錢，然后才換成麻將牌大小、紅綠兩色的的飯票，紅色的是二兩，早餐吃粥和饅頭，綠色的是四兩，中午和晚上用。

學校總的格局是這樣的，進校門就是操場，上去幾級臺階，平臺上居中就是那兩層的樓房；樓房左右，各一溜四間瓦房，這是教室；樓房后面的坡上，并列著另外一排瓦房，這是宿舍；學校左邊的山頭上，建著個水塔；山下面，有口池塘，池塘邊有幾間房子，那是廚房，它右邊就是教室；右邊的小山包上，有一個獨門獨戶的院子，那是校長和副校長住宿辦公的地方。

馮海濤在操場上幫忙看著，他和馮文兩個，抬著課桌到一年級一班教室。教室在左邊，前面兩間是三年級的，中間一年級二班，他們班在最后的那一間。

班主任王玉敏，披散著頭發，穿著藍底白點的連衣裙，腳踏白色高跟鞋，正站在講臺上，指揮著早到的同學把課桌擺好，下面坐好的同學不是帶著新奇的左看右看的，就是和同桌，或者以前熟識的同學在說著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