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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從1971年開始吧，一些被“三結合”進“革命委員會”的干部開始執掌權柄了，他們的子女隨即便興高采烈地撲打著翅膀紛紛從鄉間飛走了。可以說引起廣泛不滿的“走后門”**現象也由此端，且***又在信中說到前門進來的并不是全好，后門進來的也并非全壞，這就更加助長了此風的蔓延。

千百萬知青仿佛一下子明白過來，“什么扎根農村干革命啊？原來如此啊！”——軍心從此渙散，理想從此崩潰。虛幻的“反修防修”大業失去了迷彩，未來又看不到出路和希望，于是知青們開始變得狂放不羈，玩世不恭，精神王國陷入了迷茫。

處于青春騷動期的男女知青們，一旦失去了理想的誘惑和奮斗的目標，失落的情感自然地便寄托依附在同病相憐的彼此身上。

在李玉蘭臨行前的一個晚上，二人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長談。他們談了很多很多。夜風啾啾，年輕人的心里彼此都很不平靜，多少話語總也說不完，多少話似乎也無需再說。他們二人并肩在村外的小路上走著，似乎彼此都能感到對方的心跳。

李玉蘭仰望著深邃的夜空，輕輕嘆了一口氣，說：“兩年畢業以后，我回來。”

王普濟沉默了一會兒，說：“回來吧，我等你回來。”

李玉蘭瞥了他一眼，撲哧一笑：“大隊上何支書和村里人也都這么說。”

“是嗎？都這么說，我也這么說。”王普濟也笑了。

聽起來不是什么豪言壯語，也似乎沒有什么壯志凌云，這樸實摯切的話語，只有身處其境的知青才能品味出其中的意韻，可以說這是一種水到渠成的自然流露，也是他們當時唯一可行的選擇。因為當時對學生的分配原則是“社來社去”（注：社即公社，就是從農村招上來的學生畢業后仍分回農村去），而面對知青們叵測的命運，他們也不敢有過妄的奢望。

或許也是一種天意的使然，李玉蘭走后時隔一年，王普濟也獲準考取了聊城師范學校。

也就是從那以后，扎根茌平的“知青生活”開始了支離破碎，原先比較完整且頗有生氣的知青小組，逐漸就象秋后的蒲公英一樣風一陣雨一陣便七零八落地凋散了。

讓人意想不到和凄涼的是，曾經那么轟轟烈烈鑼鼓喧天波及到全國千萬學生和家庭的上山下鄉運動，竟是這么含含糊糊地拖了一個不明不白的冗長，煙消云散了。

幾乎每一個知青小組離去的同學在臨行前都對自己曾經住過和即將告別的四壁徒空的棲身處情緒復雜地憑吊過。煙熏的黃土墻壁上殘留著剛下鄉時意氣軒昂的壁報、宣傳欄；殘留著綴滿豪言壯語的決心書、觸及自己靈魂的心得體驗及學習貧下中農改造世界觀的經驗交流。褪色的紅紙上隱約可辨的“扎根農村干革命，反修防修筑長城”之類的標語口號。

如今這一切都將過去了，且過去的如此灰不溜秋！如果說它是對當時那個扭曲年代的一種辛辣諷刺和無情鞭笞的話，那么留在我們知青心里的則是永遠難以磨滅的酸楚和隱痛。

“誰能告訴我，什么是對，什么是錯？誰能——誰能告訴我，什么是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今天聽著李春波那蒼涼的歌聲，不正是對那時我們這一代知青結局的真實寫照嗎？

且不論這種結局的色調如何，歷史將究竟給它一種什么樣的定位，對于我們絕大多數知青來說，這段歷史畢竟已經結束了。而對于王普濟和李玉蘭，則是一條新的風雨啟程，又一種艱難人生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