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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們總算有皇帝了。他被規定為皇天上帝的嫡長子，擁有普天之下最高和唯一的統治權，包括決策權、審批權、立法權、司法權、監督權和裁判權，簡直就是集天下權力于一身，不折不扣的中央集權。

秦始皇的理想也部分地得到了實現。劉邦以后，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半封建的郡國制被廢除，漢帝國全面實行郡縣制。從此，一百多年天下太平。再經過一個短時期的內戰，又實現了二百年的國內和平。

至于帝國制度，則延續了兩千一百三十二年，占據中華文明史大約十分之六的時間。

如此看來，大秦豈非沒死？

是的。一種尚有爭議的說法甚至認為，china其實就是秦，是“秦”這個字的讀音。這雖然無法得到確證，卻比解釋為絲綢和瓷器更具象征意義。事實上在20世紀前，china確實就是秦，是不叫大秦帝國的大秦帝國，就連少數民族建立的那些或長或短的王朝也不例外。

這，又是為什么呢？

集權是一種必然

過去人類社會的全部政治制度史，就是人們憑借和依仗某種力量，來支配資源和分配財富的歷史，也是人類轉換憑借依仗力量、調整支配分配方案的歷史。

歷史是漫長的，探索也是多樣的。

最早的方式是憑借武力。誰的拳頭硬，刀子快，誰就擁有土地、牲畜、女人和榮譽。反之，則成為他人的奴隸。武力的強弱，是唯一的標準和選項。

由此建立的，是“武力社會”。

武力社會是野蠻的，也不能持續發展。社會財富的充分涌流，只能靠發展生產力。依靠掠奪來積累財富，則不但成本高，風險大，也不利于全人類。

放下屠刀是遲早的事，問題只在拿起什么。

也有不同的選擇。

一部分人拿起了算盤，他們是商業民族。商業民族主張自由貿易，資金的多少便成為支配的力量。由此建立起來的是“財力社會”，資本主義是其典型。

另一部分人選擇了權杖，主張根據權力的大小，來決定相互的關系和各自的配額。由此建立起來的是“權力社會”，中華帝國是其典型。

武力社會，財力社會，權力社會，三大類型。

這三種社會類型，歷史上都曾經存在。部落國家，是比較典型的武力社會；希臘城邦，是不太成熟的財力社會；華夏邦國，則是尚待完成的權力社會。

所以，它們都得變。

希臘城邦的方向，是發展為“準帝國”。但，雅典帝國也好，斯巴達帝國也罷，其實不過國家聯盟。斯巴達和雅典都只是盟主國，不是宗主國。其地位，與周王國和周天子無法相比，僅相當于齊桓、晉文一類的霸業。20

事實上，希臘城邦永遠都不可能變成帝國。因為自由貿易與專制集權，在本質上是不兼容的。因此，他們只能先被馬其頓帝國吞并，后被羅馬人征服。他們的社會理想則只能到資本主義時代，在其他商業國家實現。

華夏邦國則不同。

邦國是一定會發展為帝國的，因為邦國原本就是政治妥協和政治交易的結果。當時的周天子，并沒有能力像埃及法老納爾邁、亞述國王薩爾貢、波斯國王居魯士、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那樣，建立起統一的大帝國，便只好分封諸侯，分出自己的權力，贖買諸侯們的武力。

很好！以權力換武力，以土地換和平。

問題是，這筆交易為什么能夠達成？因為各路諸侯都已經不再是流寇。流寇一旦變成坐寇，就會進一步要求變成王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沒有，都是坐寇變的。只不過，轉型成功就叫王侯，失敗則叫匪寇。成王敗寇。

這說明什么呢？

說明武力轉化為權力，武力社會過渡到權力社會，是歷史的趨勢，盡管那權力是靠武力獲得的。

因此，人類早期的戰爭會有兩個結果：一方面，資源和財富會集中在某個特別有武力的集團手中；另一方面，他們又會同時把自己從武力集團轉變為權力集團。這跟黑社會成功以后要做合法生意，是同一個道理。

于是，當某一集團（比如秦國）的武力大到天下無敵的時候，社會和國家的性質就會發生質變。武力社會必然過渡到權力社會，邦國也必然會轉變為帝國。

帝國，是權力社會的成熟形式和典型形式。

它的特點，就是集權。

集權是必然的，因為帝國的締造者原本就是軍事集團。軍事集團最喜歡權力集中和領袖獨裁，因為非如此不能克敵制勝。所以，權力社會的統治者無不集權，也無不把建立和掌握軍隊當作頭等大事。因為他們比誰都清楚，自己憑借武力奪取的，也很容易被別人用武力奪去。

更何況，集權并不難，因為農業民族對集權有一種渴望。正如馬克思所說，他們是由許多單個馬鈴薯集合而成的“一袋馬鈴薯”，根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在上的權威和不受限制的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并從上面賜給他們雨露和陽光。21

事實上，農業民族更喜歡的也是權力而非武力。權力的濫用雖然也會帶來不幸，但破壞力顯然小于武力的橫行。兩害相權取其輕。如果別無選擇，農業民族寧要暴君，不要暴民；寧肯臣服于皇帝，也不愿依附于流寇。22

帝國制度，呼之欲出。

那么，之前八百年的邦國時代，又作何解釋？

邦國是帝國的預備階段。它跟希臘城邦制度一樣，也是人類文明的偉大實踐和探索。但，邦國也好，城邦也罷，都只適用于城市國家。小國寡民，才有可能或者直接民主（希臘），或者直接君主（華夏）。一旦變成領土國家，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就只能實行“議員代表民意”的代議制，或“官員代理王權”的代理制。

所以，大國行民主，只能是聯邦；大國行君主，則勢必要集權。唯其如此，邦國制度才會瓦解，天下也得重新洗牌。先是侯國變成了公國，后是公國變成了王國。王國都是領土國家，也都實行郡縣制。分權制的邦國讓位于集權制的帝國，已是勢不可擋，勢在必行。

但這絕不意味著之前的邦國時代是沒有意義的。恰恰相反，正因為有這八百年的預備階段，中華帝國雖然不是世界上最早的帝國，卻是最典型也最成熟的帝國。

不過這一點，要到漢武帝之后才能看出。

現在讓我們回到秦。很顯然，秦能夠兼并天下創立帝國，一定是因為他們的制度和文化順應了歷史的潮流。換句話說，秦人不過充當了歷史要求的執行者，完成了歷史賦予的使命。這是他們的榮幸，也是他們的榮耀。23

既然如此，秦又為什么會二世而亡？

秦亡之鑒

一般地說，一個新生的政權如果迅速滅亡，多半只有三種原因：要么是制度有問題，要么是政治有問題，要么是制度和政治都有問題。

秦，是哪一種？

柳宗元認為是第二種：政治有問題。柳宗元說，秦亡和周亡是不同的。周亡在制度，政治沒問題。秦亡在政治，制度沒問題。秦失于政，周失于制，都很清楚。24

這當然可以討論。

實際上，周和秦，并不能相提并論。周是八百年而亡，秦是二世而亡，豈可同日而語？因此，也許周的制度和政治都沒問題，只是老了。周，怕是衰竭而死吧？

秦，就不該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