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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啊，”黃支隊顯然也受了驚，“人嚇人嚇死人知道不？”

原來是駐守殯儀館的一位大姐，聽見有動靜，以為是有小偷就拿著鐵鍬走了過來。有的時候不得不佩服這些殯儀館的職工，尤其是女同志。我自認膽兒大，但是讓我一個人在這滿是死人的地方睡覺，我還是有些膽戰的。

和大姐說明了來意后，大姐給了我們一個驚喜：“哦，這個牌子啊，我知道的。在小街有個專賣店。”

“小街？”小街是當地一個低檔雜物銷售市場，黃支隊問，“只有那里有得賣嗎？”

“二十元錢一套的內衣，還是情趣內衣，除了那里，還有哪里有得賣？”

大姐是個性情直爽的人。

“知道了！謝謝您！看來今晚可以睡個好覺了。”黃支隊高興地說。

第二天一早，我們就找到了位于小街中心位置的daq情趣內衣店。

“我們是公安局的。”偵查員拿出了藍色內衣的照片，“請問這套內衣是在你們家買的吧？”

店主點點頭：“嗯，是我們家的貨。”

“那請問，”偵查員說，“十個月前你們把這套內衣賣給了誰？”

店主一臉無奈的表情，可能他在心想這個小警察傻吧？十個月前的事情誰能記得？

我解圍地笑了笑，說：“可能您要回憶一下，大約十個月前，有沒有一個男人來買過這樣一套情趣內衣？”

店主沉吟了一下，說：“冬天是吧？那時候是生意淡季，但好像有幾個男人來買過，具體我也弄不清楚了，但是記得小街東頭的一家藥酒店老板來買過一套藍色的。因為這個老板快四十了還是光棍，所以我當時還問他是不是有女朋友了。”

黃支隊還想再問些什么，我把黃支隊拉到一邊，說：“別問了，抓人吧。”

“你是說藥酒店老板？”黃支隊說，“憑什么說肯定是他？這內衣店老板說了，那個時間段有好幾個男人都來買過，藥酒店老板只是其中之一。”

“哈哈，”我高興地說，“你一定是忘記了，那個看守水泵房的老頭，每天都要喝藥酒，而本案的兇手肯定要熟悉水泵房附近的環境。”

“你是說看守老頭是這家藥酒店的熟客，”黃支隊說，“店老板也有可能去過老頭的水泵房，知道那里有個藏尸的好地方？”

“是啊，又是內衣，又是藥酒，我想在一個城市里不會有這么巧合的事情吧？”我自信滿滿。

在偵查員抓到藥酒店老板以后，我們也對藥酒店進行了搜查。

藥酒店是一個平房套間。外間是店面，柜臺擺放著密密麻麻的泡著各種物件的藥酒玻璃瓶，倒是沒有什么異常狀況。

但是當我們走進店內間，店老板平時居住的地方，窗口吹進來的風輕輕撩起了床單，我們看見床下也有一個玻璃瓶。

黃支隊快步走了過去，拿出玻璃瓶，卻立即浮現出一副惡心的表情。還好，法醫的胃口都比較深，黃支隊沒有一口吐出來。

玻璃瓶里還剩半瓶酒，瓶底居然漂著一根男人的陽具和兩顆睪丸！

案子就這樣破了。

對店老板的審訊，我只聽了一半就提前退場了。眼前的這個店老板，口口聲聲稱曹雷是心甘情愿被他殺死，是心甘情愿把自己的陽具貢獻出來給他泡酒喝的，說是他們這種叫冰戀，說那是一種至高無上的感情。

從技術層面看，死者的頭部損傷非常集中，如果不是失去抵抗能力，是不會保持一個姿勢讓兇手打擊致死的。當然，除非死者自己是愿意的。

我搖搖頭，表示無奈。對于這種心理變態的人，我不知道該說些什么，只有強忍著嘔吐的欲望，默默離開云泰，開始新的偵案歷程。

第九章 紅色雨衣

惡魔通常只是凡人，并且毫不起眼，他們與我們同床，與我們同桌共餐。

——w·h·奧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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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因到底是什么？”

家屬在質問。眼前這是一起信訪案件。

其實我不喜歡出勘信訪案件。

自從公安部提出大接訪之后，法醫科的一半工作都是在信訪案件上奔波。雖然說答疑解惑、查究冤情也是法醫必須承擔的責任，但這么多信訪案件處理下來，的確很難遇見什么冤案，能讓我振奮起來的，還是破案的成就感吧。

“開始說是失血性休克，但是我們沒見到多少血呀！”家屬的疑問將我從遐想中拉回現實。

“不是失血性休克。”我說。

死者是一名老太太，七十歲，有五個子女。平時子女都互相推諉，沒人照顧老太太。老太太一個人住在農村，拿著低保，過著艱苦的日子。

一個月前的早晨，一名村民發現老太太在村頭的小樹林中死亡，衣衫破爛不堪。經查，前一天晚上有村民仿佛聽見了老太太的叫聲和狗叫聲，出門沒看見什么異常，就繼續回家睡覺。民警先是在散落在老太太周圍的十元紙幣上發現了黏附了狗毛的血跡，然后對村里的狼狗進行了取證，最終在一戶人家養的兩條狼狗嘴上找到了老太太的dna。

案件看似很簡單，但家屬提出了復查申請。

“你們看，”我用紗布擦拭老太太身上的創口，說，“雖然這些創口都非常淺，基本都只是傷及真皮層和皮下組織，但是創面很大，表皮剝脫的面積已經超過了全部體表面積的百分之十。雖然表皮層血管不豐富，出血量不大，但是神經豐富。這么大的創面，會導致嚴重的疼痛，所以死者應該是創傷性、疼痛性休克死亡的。”

家屬沉默了一下，說：“狗能咬死人？”

我指著創口說：“創口周圍都有條狀擦傷，所有的表皮斷面都有撕裂痕跡，這是典型的動物咬傷啊。除了這些損傷，沒有其他損傷。那么，不是被狗咬死的，是怎么死的？”

“政府監管不力，”家屬不再糾纏死因，說，“不應該負一些責任嗎？”

我沉著臉，吩咐大寶帶著實習法醫縫合尸體，一邊脫下解剖服，說：“這不屬于我管。”

這些家屬并不在意他們的母親生前遭受了多少痛苦，更在乎政府應該承擔多少責任，這使我非常不快。我默默地坐上了停在門外的警車。

“花了很多精力調解，”坐在車上的派出所所長說，“養狗那家答應賠償二十萬，可是家屬嫌少，要求政府再賠二十萬。沒有什么理由，就只有利用對死因不服這借口，想多要一些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