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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平時與其他亞洲商行無異，靠著和重慶的關系，外貿貨物從國統區腹地由滇緬公路運往印度出海，再經埃及塞得港轉送法國。

除了給巴黎高級時裝和裁縫店供應中國絲綢，這家商行還和巴黎的奢侈酒店和高級餐廳做點茶葉生意，不但能自給自足，還能給組織并不充裕的經費貢獻點外快。

然而，這卻是他們第一次收到來自華沙的訂單，電報上提到是他們是“一位在柏林時的老顧客”介紹的，但問題是，他們可從未在柏林有過生意。

要么，這就是那邊搞錯了。可是，能搞錯整個中國絲綢商行電信地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為在整個巴黎它們是唯一一家。

那么這個錯誤，很可能是故意為之。

而“柏林的老顧客”這個字眼，又不得不讓人再多斟酌兩眼。自從去年柏林的重慶政府大使館關閉，整個組織的情報人員也一度隨之撤離或被驅逐出境。他們當時尚留在柏林的，除了一條幾乎從不出現的暗線，就是那只處于靜默狀態的“飛鳥”。

如果的確是柏林的人有情況，那么很可能是那只身份還頗特殊的“飛鳥”。

在接下來的幾天，他們在歐洲的人終于在中國留學生圈子打聽到，那只“飛鳥”的確不見了，更準確地說，從去年冬天就已經不見了。之所以她的失蹤沒引起關注，是因為在戰亂年代，動輒與國內斷絕通信數月甚至數年的留學生數不勝數，沒有人會因此生慮。

可如果“柏林老顧客”真是那只飛鳥的話，那么她消失數月之后，為何突然出現在華沙？

按目前情況來看，她應該安全，而在萬不得已情況下才會被啟用的“飛鳥”，是否也有什么萬不得已要聯系巴黎的理由呢？

一切，都必須通過當面見過對方，方可以確認。

“裁縫鋪與飛鳥，關系未明，行文當慎。”在絲綢商行的地下電臺室，溫兆祥摘下耳機，將電文謄寫在方格紙上，又劃燃火柴，將它燒為灰燼。

也就在俞琬豁出去勇闖裁縫鋪的當天，裁縫鋪收到了巴黎那邊發來的商業電報。

晚點二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