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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們的貪欲是無止境的,這都是靈帝劉宏縱容的結果。
說起宦官,估計所有的人都會對其感到鄙視,認為他們不但在人格上不健全,心理上也有缺陷,為亂朝政,禍害國家。事實上之所以宦官能有如此權勢,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東漢自漢章帝劉炟以后,戚宦之爭未嘗稍息。漢和帝劉肇十歲即位,太后兄竇憲專權,皇帝與朝臣隔絕,只能依靠宦官。公元92年,和帝用宦官鄭眾所掌握的禁軍,消滅竇氏勢力,宦官從此干政弄權。漢安帝劉祜初政,太后兄鄧騭等掌權。待鄧太后死,安帝與宦官李閏、江京等合謀消滅鄧氏勢力,形成皇后閻氏兄弟閻顯等與宦官共同專政局面。125年安帝死,閻皇后因太子劉保非親生,廢為濟陰王,將他囚禁在德陽殿下,并與閻顯定策立章帝曾孫北鄉侯劉懿為帝,她遂臨朝稱制。劉懿當年即亡故,人心浮動,中常侍孫程聯合王康、王國、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泛、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予、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共十九個宦官在皇宮大鐘下秘密商議,沖入省門,將江京一黨就地斬殺,擁濟陰王為帝(漢順帝),并鏟除了閻氏外戚,結束了外戚亂政的局面。
事后這十九人皆得封侯,宦官勢力大增。東漢后期宦官如王甫、曹節、張讓等大多干亂朝政,但是客觀來講“十九侯”并沒有干亂朝政,而且后來還為朝廷做出了一定貢獻,在保全忠良方面也值得肯定。但是漢順帝將宦官大量封侯,為后世做了一個不好的榜樣,助長了東漢宦官勢力的擴張。順帝同時也重用外戚,拜梁皇后之父梁商、商子梁冀先后為大將軍。冀跋扈專權,在順帝去世后,連續立沖、質、桓三帝。159年,漢桓帝與宦官單超等合謀消滅梁氏勢力,從此宦官獨攬政權。
這近一個世紀的戚宦交替相爭,究其原因還是因為東漢中期眾多皇帝昏庸不堪,沉迷玩樂,結果使皇后逐漸把持政權。且從和帝開始,所有君主皆年幼繼位,使得太后可以利用“垂簾聽政”的方法來控制政權,太后提拔其親戚,結果外戚掌握了政權。皇帝成長后,太后交回政權,皇帝由于不滿外戚專政,則與宦官合謀對付外戚,成功后結果宦官得勢,皇帝身亡后,繼位者又是年幼的皇帝,另外一太后又“垂簾聽政”,結果惡性循環如此不斷持續。
公元185年(中平二年),京師洛陽發生火災,南宮被毀。宦官中常侍張讓、趙忠等勸靈帝稅田畝以修宮室、鑄銅人。于是漢靈帝詔令天下,除正常租賦之外,畝稅十錢助修宮室。樂安郡太守蘇州人陸康(字季寧)上書勸阻,說:“從前春秋時,魯宣公按畝征收田稅,因而蝗蟲的幼蟲大量孵出,造成災害;魯哀公想要增加百姓的賦稅,孔子認為這種作法不對。怎么能強行搜刮人民的財物去修造無用的銅人?又怎么能將圣人的告誡棄之腦后,自己去效仿亡國君主的作法呢?”宦官們攻擊陸康援引亡國的例子,來比喻圣明的皇帝,是犯了褻瀆皇帝的“大不敬”的罪過。遂用囚車將陸康押送到廷尉監獄。幸而御史劉岱仔細研究了表文后,上奏解釋,才只以罷官返鄉論處。
靈帝又詔發州郡材木文石,運送京師,宦官從中為奸,刺吏、太守復增私調,層層克扣,百姓怨恨。此外又規定,刺史、太守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要交納助軍修宮錢,除授大郡者要交納錢二、三千萬。新官上任前,皆須先去西園講定錢數。屆時交請,或有無法交齊而自殺者。所立名目之多,聞所未聞,令人匪夷所思。故新官到任,必競為搜刮百姓,聚斂財富以為補償,百姓因此怨聲四起。
漢靈帝胡作非為,混塞視聽,想想當真可笑。然而這個時候,漢朝仍有清官,不過既然是清官,有漢靈帝在,早晚是要死的。
河內人司馬直剛剛被任命為鉅鹿太守,因他平素有清謙之稱,故將他應交的數額減少三百萬。司馬直接到詔書后,悵然長嘆,說:“身為百姓的父母官,卻要剝削百姓去迎合當前這種弊政,我于心不忍。”遂借口有病而辭職,但是未獲批準。在赴任途中,他走到孟津,上書極為詳細直率地陳述了當時的各種弊政,然后服毒自殺。
有諫議大夫劉陶(字子奇,潁川潁陰人)控制不住自己上書說:“天下先有張角之亂,后有邊章之亂。如今西邊的羌族叛軍已在攻打河東郡,恐怕要越鬧越大,威脅到京城洛陽的安全。百姓們只有許多撤退逃生的念頭,而沒有一點前進奮戰以求生存的打算。西面的叛軍日漸逼進,車騎將軍張溫孤軍無援,假如疆場失利,敗局將不可收拾。我深知這樣反復上書,必將招致陛下的厭煩,但是仍然不克制自己,要繼續向陛下進言,是因為我知道,國家平安,我也將從中受益;國家危險,我則會先行毀滅。現在,我再次陳述目前急待處理的八件事情。”這八件要事的主旨,是指出天下之所以大亂,都是因宦官引起。于是宦官們一齊向靈帝誣陷劉陶,說:“以前,張角反叛之后,陛下發布詔書,威恩并施。從那以后,叛亂者都已改悔。現在四方安寧,而劉陶對陛下圣明的政治不滿,專門揭露妖孽一類的黑暗面。劉陶所言之事,州、郡并沒有上報,他又是怎么知道的?我們懷疑劉陶與賊人有聯系。”靈帝于是下令逮捕劉陶,送交宦官控制的黃門北寺監獄,嚴型拷問,日益迫急。劉陶對代表皇帝審訊的使臣說:“我恨自己不能像伊尹、呂尚那樣為明主出力,卻與商朝末年的微子、箕子、比干三位仁人同一命運。如今上面濫殺忠良正直的臣子,下面的百姓則憔悴不堪,這個政權也不會支持很久了,將來后悔也來不及了!”于是,閉住氣自殺身亡。劉陶為當時大才,曾著書數十萬言,并有《七曜論》、《反韓非》等文集及上疏、賦、奏等百余篇。其含冤而死,天下莫不痛之。
又有司徒陳耽(字漢公,東海人)為人忠正,當初與曹操一同上疏陳說太尉許馘、司空張濟一味取悅宦官,又收取賄賂,宦官子弟貪污者皆不見問,卻將在邊遠十郡為清正惠民者二十六人舉為民蠹,好人蒙冤壞人逍遙之事。靈帝見疏重責許馘、張濟等,并將被舉者二十六人皆任為議郎,陳耽因此得罪宦官。宦官們很怨恨他,加以誣陷,使他死在獄中。曹操正是因此大受刺激,隱歸譙郡。
還有司空楊賜,字伯獻,弘農華陰(今屬陜西)人,東漢名臣楊震之孫。其家族為東漢著名的“弘農楊氏”,一生曾七次為九卿之官,五次任三公之職,為靈帝朝重臣。楊賜在朝,曾屢次激言進諫。漢光和元年,靈帝因天象之異使宦官曹節等問以祥異禍福,楊賜直言相陳,說:“方今內多嬖幸,外任小臣,上下并怨,喧嘩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后丁寧”。其冬,又切諫靈帝停修園囿,皆無結果,因此卻遭宦官忌恨,但因其曾為帝師,故終未罹害,幸而得以善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