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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大范圍使用寶鈔的必然是稅部，這得益于大虞建國以來對稅制和田賦的控制和變革。

在攤丁入畝之前，大虞的稅分為三種，官田繳租，私田納稅，其他為斂財而設的商稅、鋪稅、鹽稅、關鈔等統稱為賦。前兩者為糧，入各地官倉或皇倉，后一種收時為銅，運時折成白銀，入國庫或內庫時，則兌成黃金。糧有鼠雀耗，銀有火耗，為保最后繳納的錢糧足額，這些額外負擔都攤派到老百姓身上，而這些多收的部分可想而知會有多少貓膩。

幾千年來，官員權貴的田地都享有‘優免權’，所以到大虞開國前，歸朝廷控制的納糧田急劇減少。定朝開國時，繼承了唐朝大部分的國土，官府登記在冊的土地有八億五千萬畝之多，但在濟朝末帝登基當年，‘已減強半’，僅有五億一千萬畝。這幾百年里，不但新墾之地一畝都沒，還整整蒸發掉三億多畝良田。難道是被從不占地定居的游牧民族搶走了？還是邊疆紛紛自立為國讓國土流失？是個正常人都知道，這五分之二的國土完全是進了皇親貴戚、文武勛貴和豪門富戶手中。

他們可不用納稅，國庫的負擔全轉嫁農民頭上了，能不起義鬧事么！

每次一鬧事，本身就占了萬頃良田的有識之士會蹦跶出來幾個，喊口號要‘括隱清丈’，可誰干啊，他們自己家人都不愿意。即便括出來了，換一茬官，新田又有了新主，朝廷和國家還是只能欺負小老百姓。

大虞立國之后，感謝匈奴和羯夷的幫忙，占據最多良田的皇室一下子變貧農，西部和北邊的大量無主土地都歸了國家。太宗沒把這些地全分給新貴親信，納為‘國田’，先以清點各地無主之田，分封功臣的名義，讓各地護軍掌兵之人‘協助’量地計丁，上報田地和人口情況，為了防止投身為奴，還特意限定了不同等級人家的奴仆數量。經過地方豪強和這些中央下基層的骨干們扯皮撕逼之后，大部分城縣做到了‘丈無遺地’，彼此達成一致，分好蛋糕，報上數來。一下子入魚鱗冊的田地達到近十億畝，人口九千五百萬，若計上沒入冊的非齊民，實際人口數量應已過億。這時，太宗才公布‘國田政策’，每城每縣的所有土地，按田地畝數核定一個定額稅糧，國田由官府租給農民種，國田收繳的稅糧便是文武勛貴、宗親皇室的祿米。

我皇帝的田都拿來養你們了，你們這些人還好意思和我嚷嚷‘免稅權’？

此令頒布的次年，風調雨順大豐收，田賦收入近四萬石。太宗進一步減輕賦稅，核定每年稅糧總額為三千五百萬石，永不起科。按平均畝產三石半左右來算，這個賦稅并不重，一直維持到世宗上臺都沒動過。

雄才偉略的太宗只初步做到了‘量地’一事，清丈了大虞的總田畝數，另一方面的‘計丁’未能實施，沒把力役改為雇役，也沒徹底廢除免稅權。免稅權的存在，讓地方豪強有辦法減免自己的稅，挖國田墻角，說明納糧的不一定是田地主人，或說他們只交一小部分，或由在冊的散戶農民來承擔本地所有田地的定額賦稅和徭役。即便沒有前朝的橫征暴斂和大肆修堤挖河這種苦役，當個平民也不輕松，因此，民間還是延續了‘寧為奴，不為民’的習俗。

經歷了傻缺高宗的一小段混亂時期，世宗不可避免地要做出一定讓步，給一部分地區或權貴特別的蠲免，總體稅糧減免到三千萬石。一旦世宗大權在握，之前退了一小步，必要前進一大步，不可避免地要動定額稅糧之外的這塊蛋糕。

顧翱借謝家之勢在瑯琊開了個好頭，改免費征伕為雇工勞役，把收繳的稅從定額糧稅變為折算后的銀稅，使得免繳稅糧的‘免稅權’成為一紙廢令，征稅的對象直接變為名下擁有土地的人。一套組合拳下來，這些年總共析出齊民兩千多萬，把沒有地的多余人口從土地中解放出來，才有了商業大發展的基礎。

商業發展的另一個前提是鈔關的裁汰。前朝建了那么多運河水利，可不是為了方便以后的皇帝南巡泡妞，完全是一泊一關，而且這個關稅還可‘納物中鈔’，即拿物抵銀。當地官府缺什么，就以何為‘中’，抵扣多少金額，不是按物的價值，是看官員心情。一匹馬售價三百銀，過關只抵五兩稅，或是百銅不到的一匹粗麻布能折鈔一百兩，開心死寶寶啦！

太宗大刀闊斧地把這塊銀子砍了，可通航之處，一城僅一碼頭可收關鈔。當時有官員上折訴稱，若僅有官泊收費，會形成無船停靠官泊，都去免費的野碼頭的局面。太宗直接甩了折子去他臉上，‘你敢保證以后治下野碼頭一文不收，老子獎你一城關稅’！

事實證明，專跑國內水運的漕商果然一點兒不傻，停在官泊，只用交核定的稅銀，其他地方敢攔，拼武力值吧。尤其通海之處，漕商們都愛花錢請安東軍跟著一起跑跑國內河道，比起一道上被訛詐的過路費來說，這點孝敬不算啥。所以近兩百年不出海打仗的安東軍普遍水性尚好，個個不暈船，也是托了漕商的福。為了避免關鈔也被濫征，太宗核定了‘三十稅一’，不許折抵，而且對于運量最大的布茶鹽鐵等核定一個比較公允的價錢，按此價計稅銀。次年，這部分稅銀比前朝末年高了三倍，達到二十八萬余錠，一錠十兩，近三百萬兩。加上其他定額鋪稅等雜項，共計三百八十萬兩。發展到現在，各處碼頭基本上也不用官員搬個凳子坐岸邊挨個船的收錢，船家每過一地就主動去官府報備噸數、貨品等消息，交筆小錢完事。

稅部為聚財，那需要散財，才能完成整個資本流動。國家拿到這些銀米會如何花出去呢？

太宗初年，地方存留糧總數約三百萬石，作為各地行政支出，四方軍五到八百萬石軍糧，各地護軍的漕糧四百萬石，京糧五百萬石養官，二百萬石養內宮，五百萬石用于宗親，余下三、四百萬石折銀歸為內庫。所以田賦收入幾乎全部用于軍事、行政和皇宮消費，沒什么剩余。國庫不到四百萬兩的銀子，要養活一個人口可能上億的國家，那就是個笑話。發放了百官俸祿、軍餉、防汛銀、宮葺銀等重頭戲后，所剩無幾，也不怪李樅打上任開始便日日哭窮。

偌大一個國家的財富是有數的，每年的產出基本恒定，只不過大部分沒擺在臺面上。國庫沒錢，不代表內庫沒有，更不代表官員們會窮到只靠薪俸祿米過日子的地步。太宗的登基靠的是個人建立團隊，而不是聯姻或繼承，他的強勢在于，除了掐著土地和賦稅這一邊，還在私底下控制了各種壟斷性的產業。內侍派出去做礦監、鹽監、茶監等，正是‘奉旨撈錢’，所有的礦山、海邊最大的鹽田、各處最好的茶園桑田，沿海的海貿等行當都直屬于他一人。把持這些產業的內侍再貪婪，再換個內侍去，哪怕前任貪了根針，繼任者都能給他挖出來。例如世宗登基第一件事，就是查抄了一大批內侍監，其中貪得最狠的一個，抄出黃金百萬兩。

作為獨家或最大的供應商，這些商業利潤和******成果自然都歸了內庫，其他商人只是中間環節而已，皇帝心情好，便不給你們加稅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