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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說到拓跋嗣在宗室的支持下，殺死弒父元兇拓跋紹，奪得皇位。拓跋嗣是個明君，當他登上皇位之后，采取了許多與民休息的政策，比如派老臣安同（拓跋珪時代的外交家）代表皇帝出巡各州，詢問民意，糾察舉奏不守法的郡守縣令。拓跋嗣還釋放宮中沒有臨幸的女子和大批女藝人出宮，婚配給沒有沒有妻子的人。盡管如此，由于北魏政權在拓跋珪時代突然吞并后燕，從而統治了和以前游牧時代完全不一樣的政治經濟文化習俗區域，官僚階層和各個民族的老百姓之間的矛盾不可避免的被激化。

當出現民眾叛亂時，拓跋嗣通常采取懷柔手段來處理，只誅首惡，而赦免大部分民眾。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天下大亂，戰爭頻繁，老百姓通常會自發選出本鄉有威望的人作為領頭人結寨自保，當時稱為塢堡或塢壁，形成了一種自給自足的準軍事組織，小股盜匪來襲，就武裝自保，大的政權到來就投降依附，提供糧食補給，兵員徭役等等。現在的福建土樓，應該依稀能看到當年塢堡的樣子。

拓跋嗣為了控制這些塢堡組織，小的塢堡一般會直接取締，讓塢堡主（地方豪強）舉家搬到首都平城，便于控制管理。對于大的塢堡組織，就強制他們送人質給中央，從而加強對這些塢堡的控制。

有的塢堡不愿服從，在地方官員的壓迫下就不斷反叛，拓跋嗣于是跟大臣們討論道：“現在叛亂犯法的人眾多，又不能全部誅殺，我想下令大赦，以安撫民心，如何？”

大臣拓跋屈說：“百姓做了盜賊，不誅殺反而赦免，這是示弱的表現，不如攻取這些聚眾的盜賊，但只殺首惡，然后再赦免黨羽。”

尚書令崔宏建議說：“圣上統御萬民，目的是使他們安定，而不是和他們比較勝負，大赦雖然不是最好的辦法，但也可通達權變，大赦之后，如果還有不從者，再誅殺也不晚啊。”

拓跋嗣接受崔宏建議，派軍隊討伐不接受大赦繼續叛亂的豪強，全部平定。俗話說的好，“上行下效”，從平定叛亂前大臣的建議就可以看出討論的焦點只是“先殺后赦”還是“先赦后殺”，可見拓跋嗣不像拓跋珪那樣殘忍好殺，對于叛亂還是采取相對寬容態度，致使朝堂之上懷柔成風，這相當大程度上利于各種文化的融合，利于國家的穩定和發展。

樹欲靜而風不止，在北魏入主中原正忙于內政之時，北方草原上又崛起一個新的部族—柔然。

據魏書“蠕蠕傳”記載，柔然出自東胡，和鮮卑族有很近的血緣關系。神元皇帝拓跋力微末年，抓獲一個奴隸，頭發只有齊眉那么長，主人給他起名“木骨閭”，就是“禿頭”的意思。拓跋猗盧時期這個木骨閭犯了軍法，遠遠逃亡到草原深處，成立自己的部族，自稱為“柔然”，由于木骨閭和郁久閭諧音，所以他的子孫就以郁久閭為姓氏。

就在北魏南下擴張之時，柔然先后擊敗眾多高車、匈奴等部族，在廣大草原上北魏留下的政治真空中大力發展起來。從太祖拓跋珪年代，柔然汗國就開始不斷侵擾搶掠北魏邊疆，最終成為北魏在北方的大患。

拓跋嗣剛剛即位不久，柔然趁北魏國中混亂，南下襲擾，拓跋嗣派大將長孫嵩出擊，反被柔然包圍在牛川（拓跋珪被擁立為代王之地），拓跋嗣出動大軍解救，柔然這才撤圍而去。

中國北方游牧民族對中原農耕民族的襲擾基本上貫穿整個中國歷史，從秦漢的匈奴，到魏晉的鮮卑，到南北朝的柔然，然后是隋唐的突厥，北宋的契丹、女真，南宋、明朝的蒙古。一旦草原上原有政治勢力消失而形成了政治真空，一是被擊潰例如漢對匈奴，二是南下建立中原王朝例如拓跋鮮卑，草原上的游牧文化區必然崛起一個新的政治勢力取代之。

由于草原面積是固定的，在生產力沒有發生大的提升時，草原對于游牧民族的人口和游牧經濟的承載力是個定值，當游牧民族經歷一段和平時期而人口膨脹并超出草原的承載力時，游牧民族必然南下搶掠中原農耕民族，戰爭不可避免。

戰爭取勝，則游牧民族南下建立中原王朝，生產也從游牧經濟轉變為人口承載力更大的農耕經濟；

戰爭失敗，則統治崩潰，人口大量減少。無論結果如何，草原上人口減少，承載力歸于平衡，隨著新勢力的崛起，又進入下一個循環。

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看，當中原農耕文化的影響力無法達到并同化游牧文化區域時，漢武帝的銳意北伐和宋太宗的求和納貢似乎都不是對付游牧民族的上上策，而隋文帝的分而治之，挑撥突厥內斗，從而達到中原長治久安，似乎更加老謀深算。

但“攘外必先安內”，如果不勤修內政，加強自身國力，一切國策都是紙上談兵。習大大的“打鐵還需自身硬”就是這樣一個鐵打的道理。中國要崛起，首先要增強自身國力，西方世界也不是鐵板一塊，更何況還有**和基督教世界的矛盾，俄羅斯東正教和西方基督新教的矛盾，只要我們多加利用，借力使力，恢復大國榮光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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