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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69年5月10日到1980年3月31日，經過了十年多的漂泊，我這個游子終于回到了自己的故鄉，這個生我養我的地方。這一刻，我看家鄉的山也美、水也美、人也美，家鄉在我眼里似乎沒有一絲缺點。哦，我知道了，這一切都源于這里是我出生的地方，這里有我的父母親人，有我的兄弟姐妹。

二弟告訴我說，病退回來的要到街里報到，要在知青辦的那個老頭兒那兒登記，以便一旦有了招工的機會他可以及時的為你安排工作。二弟的臨時工的工作就是他安排的。據說知青辦那老頭現在特牛，所有返城的知青都去拜訪他、巴結他，據說還有人給他送禮，目的就是希望早一點兒得到一個工作。

我的檔案必須要交到街道辦事處，在去辦事處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我剛剛回來，街里沒有安置工作的人有許多，他們比我回來的要早許多，所以現在即使我給那老頭送了禮，我的工作問題也要等一段時間才能解決，我不如過一段日子再來巴結他。暫時先找個臨時工干干。

到了街辦事處，我去知青辦，卻沒有見到那老頭。接待我的是一個比他年輕的男人。我把檔案交給他，然后拿出陳明寫的那封信問他：“這個人在哪個部門工作？我找他有點事。”

他看了看信封上的名字說：“這就是我，你有什么事？”

“那你就是陳明的鄰居，林X了？”我問他。

“對。有嘛事你說吧。”

“其實你看過信后就明白了。陳明就是讓我問問，他現在想辦病退還行嗎？晚不晚？”我說。

“哦，是這樣啊。那你跟他是什么關系？”他一邊問我一邊掏出煙來，順手遞給我一支。

我點燃香煙后說：“我們現在是一個廠子、一個車間的，他媳婦也在我們車間，開天車。”

他打開信，看了看說：“他信上也沒說嘛，也就是你說的那些事。行！你告訴他吧，現在辦還行，要辦就抓緊。”

放下陳明的信，他又打開我的檔案，只聽他低聲的說了一句：“又是這玩意。”就把檔案袋里的東西又裝回了那個檔案袋里。其實那個檔案袋就是一個稍大一點的信封。

我的腦子里馬上就顯現出我的‘檔案’的影像——檔案遺失，特此證明——看起來，像我這樣的‘檔案’，他見過的不止一個。

在他給我在一個大簿子上登了記后，就跟我聊起了陳明。他告訴我，他家與陳明家住一個樓，陳明家住一樓，他家住二樓。他還說起陳明的母親在人民公園工作，他說陳明媽媽的年紀應該已經到了退休的年紀了，他問我，陳明為什么不頂替他母親？我說我哪里知道，他說你給他寫信時寫上這些。我趕緊點頭答應下來。

說起街道知青辦里的那個老頭，他告訴我，那老頭今天有事沒來。他是安置辦的，不是知青辦的，知青辦現在太忙，那老頭經常不在。他這個安置辦主要是為復員軍人和轉業軍人安置工作的，可是復員軍人總歸是少數，哪有知青的人數多。所以他總是有閑功夫。

“不過，我得告訴你，安排工作的事我可不負責，還得找那個老頭。那老頭姓李，都叫他李大爺。其實他現在也就五十多歲。”他又遞給我一支煙后說。

“我剛回來，就是有工作也輪不上我，過過再說吧。哎，現在找個臨時工不難吧？我先來個臨時工干干。”我說。

“行。回來我告訴李大爺一聲，我也給你想著，放心吧，有信就叫居委會告訴你。”

得到了他的這樣的答復，我已經相當滿意了。我高高興興地回家了。

二弟一直在‘一招’做他的臨時工。每天1.3元的工資，街道還要收取幾分錢的管理費。街道也曾為他分配過工作，說是衛生局的工作，但仔細一打聽，具體工作是在醫院里做衛生，洗病房里的病號服等等這類的工作。二弟跟全家人商量，媽媽的意見是這個工作不干凈，很容易被傳染上疾病。媽媽的一票否決權決定了二弟不可能去衛生局工作了，所以他只能繼續在‘一招’工作下去。

忽然有一天的下午，家中涌入許多人，他們連抬帶架的簇擁著二弟，一直把他送進里屋的床上。穩定下來后，那些人告訴我們說，二弟在工作時出了工傷，是被一塊水泥磚砸在了腳上，右腳的大拇指骨折了。他們已經送二弟去過骨科醫院進行了治療，現在只是需要休息和靜養。有一個像是負責人樣子的人說，他們單位是事業單位，假如二弟傷好以后愿意留在單位工作可以提出來，單位會考慮為他轉正的。

自此，二弟便開始了漫長的修養之中。好在他只是一個腳趾受了傷，但畢竟是骨折，總要好好的休息一些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