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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光所到之處,人人挺直了胸膛,熱淚盈眶。
☆、為了歡聚
我們從未忘記,我們從未原諒!
這是很長一段時間里一直在猶太人內部流傳的一句話。
當李文嵐第一次聽到這句話的時候,如同被電擊了一般,從心底開始顫抖。
當年文嵐學歷史的時候,帶她的指導老師曾過說:“我們是幸運的一代,因為我們遠離了戰爭。我們是不幸的一代,因為我們從來沒有辦法親歷歷史,只能從故紙堆里去拼湊歷史的模樣。”
現在,似乎微微一伸手,便可以觸摸到歷史了。
猶太人的仇恨,猶太人的悲劇,舉世聞名。
經歷了苦難的他們,從未忘記那段歷史。
從二戰結束,一直到21世紀上半頁,猶太民族也一直沒有停止過追查當年納.粹.戰.犯的腳步。
在那個通訊和情報手段都非常有限的年代,滿世界追蹤納.粹.戰.犯,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情。
但,猶太人從未放棄。
即便是逃到地球的另一個角落,即便那人早已是垂垂老矣,就算那人窮困潦倒茍延殘喘地熬著日子,只要他當年犯下的罪惡沒有得到懲戒,那就絕對不能放過他。
就要有一絲可能,就一定要把他押解回國,讓他接受法律的制裁。
對于人類來說,這個世間世間最烈的酒,往往就是復仇的滋味。
正所謂快意恩仇,就是這個道理。
不管復仇的情緒有沒有那么濃烈,復仇成功的快感是任何情緒都取代不了的,尤其是對于那些在戰爭中遭受迫害失去家庭失去的生活的人而言而是如此。
畏懼于猶太人的追查,一些戰犯悄悄變成為了線人,以報告更高級級別戰犯的情況,來換取不同額度的報酬,或者試圖從戰犯名單中刪除他們的姓名。
據說,每處死一個戰犯,猶太組織都會在他的尸體旁邊留下一張卡片,上面赫然寫著那句名言:“我們從未忘記,我們從未原諒!”
同樣,對于對于二戰中,菊刀國戰犯強加給中華民族的苦難,中華民族億萬兒女們也從未忘記。
可惜,由于種種原因,正式版的祭奠活動和紀念館,一直要到很后期才開始運作。
這次,李文嵐希望能夠加快這個進程。
因為,人類的記憶時常是有限的。
人類太容易失憶了。
一個區域的失敗,一次戰爭的失敗,并不會讓大屠殺停止。
如果人們都開始忘卻,那么下一次大屠殺很可能將再次降臨。
二戰后,德國上下進行了深刻的反省,德國總理數次下跪道歉。
所以,人們選擇了原諒。
而同為軸心國之一的菊刀國,卻選擇了另外一條道路。他們拒絕承認罪行,通過修改教科書等方式,一次又一次對年輕一代人進行洗腦,讓他們相信所謂的二戰罪行只不過是其他國家編造的謊。他們置之千萬受害者的申訴不理,強行洗白他們的“英雄”。
于是,二戰,成了亞洲各國揮之不去的噩夢。
實際上,在現實的歷史中,自然而然,隨著時間的流逝,絕大多數的人情緒開始軟化,很多受害人的同胞后裔選擇了完全忽略那段歷史。
這,讓很多人覺得憤慨,也讓許多人覺得無奈。
明明,原諒,應該是受害人的選項之一,而不應該是外界強加給他們的決定。
但是,世界上卻沒有他們說話的聲音。
這些年,文嵐在世界各地游走的時候,也曾與一些當年的受害人交談過。的確,他們中的某些人早已選擇了原諒,某些人選擇了釋然。那是因為,當他們看見那些自封的所謂“優等民族”可憐兮兮的樣子時,他們的復仇渴望也就是消解了。
某次,金老爺子帶著文嵐走進了歐洲小鎮的酒吧,認識了一群新朋友。
不知怎的,在酒精的作用下,男人們聊起了戰爭。
在戰爭中失去了妻子,因為戰火又失去了大兒子和大兒媳婦的金老爺子,在數十年后再說起那段歷史時,完全沒有想起自己失去了多少財富,只在那里絮絮叨叨地說起因為戰爭而失去的那些親人和朋友,談起了那些逝去的美好生活。
曾被關進集中營失去幾乎全部親人的弗蘭克,在咕咚咕咚灌下一杯啤酒之后,眼淚奪眶而出:“你們知道那個臭名昭著的集中營嗎?我就是從那里爬出來的,當時我太虛弱了,連路都走不了,只能靠爬。就因為這次戰爭,我的家毀了,在水晶之夜后就全毀了。我的鄰居舉報了我們,明明之前我們還能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可惜,轉眼之間一切就全變了,他們毀了我對人的信任。該死的集中營,奪走了我的父母,搶走了我的妹妹,毀掉了我的健康。所以,當我被在被解救出來的時候,唯一的愿望就是消滅掉整個德意志民族,把他們的土地瓜分掉,這樣就可以避免再發生同樣的慘劇。”
“那,后來呢,你又為什么會來到這里?”
“因為我回不去了,可是我又不知道應該找誰報仇,大家都是可憐人。”弗蘭克的酒杯重重地砸在桌子上。
弗蘭克從集中營里逃出來,聯軍帶過去的人見他身體過于孱弱無法獨立行走,將一名德國戰俘分配給他作為坐騎時,他的怒火變成了不屑,最終變成了憐憫。
“可以說,他被分配給我,他是我的財產。他曾經向我抱怨,戰爭給他帶來多少不幸,但他很快就學聰明了。我想說,他是一個可憐的家伙,沒理由向他報復。”
弗蘭克像大家稍微描繪了一下那個德國戰俘的骨瘦如柴的模樣,在場的長者們紛紛明了地點了點頭,因為戰爭給人們帶來的創傷還沒真正遠離。
“一旦你開始面對個人,他們在很大程度上跟你一樣是受害者,你就釋然了。”弗蘭克叫了一杯新的啤酒,“當我剛剛被解救時,我認為德國應該從地圖上被完全抹去。隨著時間的流逝,如果我遇到一個德國人,我會跟他說什么呢?我不會說同情他,我會說請你憑良心做人。”
對于更多的幸存者而已,幸存是一種特別待遇,隨之而來的還有義務。
“我永遠的都在問自己,為什么那個時候我沒有一同死去。現在的每一天,我都在問自己,我能為那些沒能活下來的人做些什么。我想成為他們的代言人,我想讓他們的回憶繼續,讓那些死者活在記憶里。”一個在收集集中營死難者資料的志愿者,這樣告訴文嵐。
正在籌備紀念館的西蒙.維森塔爾,始終認為個人的罪行不能用集體罪行所掩蓋,個人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不是抽象的集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