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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滬平吳”

李鴻章雖然深受曾國藩的熏陶，但其“用兵方略”卻有超越的獨到之處。

李鴻章抵滬后，就因淮軍駐地問題同曾國藩發生爭執。曾國藩在致吳某信中說：“少荃駐軍之地，奏明本在鎮江府城，今先至滬上，俟滬事稍有頭緒，再行移駐鎮江，或往來鎮滬，輪住兩處”

①。他指示李鴻章移駐鎮江，而“詔旨亦屢以為言”。他公開所持之理由，一是“上海僻處東隅，論籌餉為要區，論用兵則為絕地。”而鎮江則為“蘇省最要之地”，進兵形勝之區，駐之上可以會剿南京，下可以規復蘇常；二是上海“業已借助洋人，一時猶可搘注。”若用官兵保守，非二萬勁旅不可，但如此“多而強”的清軍是“不宜置此無用之地”的。當然，他還有一個秘而下宣的理由，這就是他對湘淮軍不無親疏厚薄之分，力圖把上海餉地置于湘軍而不是淮軍的控制之下。對于曾國藩的指示，李鴻章“心知不可，堅持不動”。他力主以上海為基地，“用滬平吳”。

他認為上海“為中外雜處之區，通省兵餉吏事之樞紐”。駐軍“上海，既可拴制“餉源重地”，攫取關稅厘捐以支撐其撲滅太平軍的戰爭，又便于直接勾結外國勢力。他不象曾氏那樣，滿足于借助洋兵保守上海，而是想從英、法列強得到更多的軍事援助。因為他在所有的事情當中首先體會到外援的巨大價值。當然，他有時也說些“洋人不可專恃，滬防心須自強”之類的話，這雖然反映了某些真情，但主要還是為了脅迫清廷接受“用滬平吳”方略。其實，所謂“用滬平吳”方略，不僅絲毫無損于洋人，反而正是英、法列強所希冀的。早在李鴻章淮軍抵滬之前，何伯就斷言：“這樣一支增援部隊，如能迅速得到，將有利于實現拯救上海，使這班討厭的太平軍不再逼進上海的計劃”

②。

淮軍是根據上海官紳買辦的乞求而組建，是依靠上海宮紳買辦的資助而抵滬的。他認為“軍事以得人心為本”，“淮軍乃上海士夫所請，不可背棄，以孤眾望。”他深知上海官紳買辦的向背關系著淮軍的命運，而淮軍的興衰又決定著個人的宦海浮沉。

李鴻章駐軍上海，“用滬平吳”，確實給太平天國造成了嚴重危害。

淮軍抵滬時，敵我雙方軍事斗爭態勢大致是：天京上游，曾國藩坐鎮安慶，指揮湘軍步步進逼天京，陳玉成被俘犧牲，太平軍在西線的戰斗已經陷入無法挽救的危境之中；天京下游，李秀成率軍在克復杭州、解除蘇州南面的威脅之后，乘大勝余威進攻上海，清軍、英法干涉軍和常勝軍節節敗退。

但是，為時不久，東線軍事形勢就急轉直下，向著不利于太平軍的方向發展。

5月底，湘軍主力曾國荃部陸軍、彭玉麟部水師進抵天京。6月中旬李鴻章淮軍在上海虹橋、徐家匯、新橋等地堅守苦戰，連戰皆捷，捕殺太平軍3000余人，隨后自上海進占泅徑，李秀成部太平軍不戰而退，并放棄廣富林等處，松江解圍。在這次戰役中，李鴻章親臨前敵指揮。當有人以“公重臣當持重，不可親冒鋒鎬”相勸時，他回答說：“若不親自督陣，則士卒必不能如是效命。”

虹橋等戰役之后，李鴻章陶醉于勝利之中，公然吹噓淮軍在上海“全局①曾國藩：《復吳仲宣漕帥》《曾國藩未刊信稿》第38頁。

②英國藍皮書：《關于中國叛亂的后續文書，補充1862年5月2日的文書》第2號附件9、10，第8—9頁。（據吳乾兌譯文）安危間不容發”之際，“奮勇擊退巨寇，殲渠掃穴，肅清松滬各防”。據徐宗斡記載，經過虹橋等大戰，原來被“笑指為乞丐”的淮軍“軍聲彪起，西人相顧，皆以拇指示之。”

①這就促進了淮軍同英法干涉軍、常勝軍的軍事勾結，鞏固了中外反動派在上海的統治地位，從而最終堵塞了太平軍奪取上海的通路。李鴻章依托上海執行其戰略任務，內靠宮紳買辦，外靠英、法列強，搜取上海關稅厘捐以“撫用客將，改練洋槍，并自制開花炮彈”

①，攻打太平軍，同時不斷協濟曾國藩兵餉和洋槍洋炮。

由于上游湘軍和下游淮軍、英法干涉軍、常勝軍相互呼應，分進合擊，以致迫使太平軍陷于東西兩面作戰的困境。

8月，李秀成決定親率大軍回援夭京，并派慕王譚紹光、聽王陳炳文等率勁旅留守蘇杭，伺機規復上海。針對這種情況，李鴻章采取了所謂“襲忠賊之后而遙為金陵分其勢”的戰略方針，兩眼盯著西線，打算在得知李秀成西線勝敗確信后，“再水陸進剿以驚擾之”，或“相機進攻以牽制之”。

10月底，正當李秀成督軍與曾國荃湘軍在天京會戰進入緊急階段，李鴻章淮軍勾結英法干涉軍、常勝軍侵占嘉定，威脅昆山、太倉。李鴻章函告曾國壟說：攻占嘉定后，“各營均移扎前路，聲言進圖昆太，遙為貴軍援應，如忠逆回顧蘇巢，則金陵又當輕松。”

②留守蘇杭的譚紹光、陳炳文等部太平軍，采取積極防御方針，以攻為守，分別從昆太和青浦出發，會攻嘉定、南翔，進圍四江口。李鴻章看出譚紹光等的戰略意圖，趕到前線調集常勝軍和淮軍各路兵將，親自督戰，終于挫敗譚紹光等的攻勢，殺害太平軍將士2300余人。李鴻章為了邀功請賞，竟然謊報戰績，說“殲捦悍賊至一萬數千名之多”，“獲此奇捷，足以寒賊膽而快人心”

③。后來江蘇巡撫恩壽甚至把四江口之役吹噓成“東征第一大捷，亦為中興第一轉機”。這雖系別有用心的鼓噪，但此次戰役也確實給太平軍造成了無法挽回的損失：淮軍鞏固了在上海周圍的統治地位，太平軍再也無力挺進松滬，并被迫從西線分兵保衛蘇昆腹地。

李鴻章利用湘軍在西線牽制李秀成使其“奔救不遑”之機，在東線“乘其疲而蹙之”，一面調兵遣將攻城奪地，一面施展詭計招降納叛。拿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抗拒者設法攻打，投誠者乘勢招撫”

①，雙管齊下，既“平吳”，又牽制太平軍西進之勢。四江口戰役結束后，清廷指令李鴻章“趁此聲威進搗昆山”，藉以鞏固松滬門戶，打通進攻蘇州之路，防止太平軍“悉眾救援金陵”。但是李鴻章卻認為這是孤軍深入的危道，“不敢輕進”。他打算等待“上游諸軍攻剿得手，使該逆奔救不遑。然后乘其敝而蹙之，以收前后夾擊之勢，庶無進退狼顧之虞。”

②他在靜觀西線戰局、窺側時機以求一逞的同時，加緊對東線太平軍進行分化瓦解的工作。“剿撫兼施”本來是一切反動勢力撲滅革命火焰的慣用伎倆，上海官紳薛煥、吳煦、吳云等早就同暗藏在蘇南太平軍內部由徐佩緩（偽降的永昌團練頭子）、錢桂仁（常熟守將）、①徐宗斡：《歸廬談住錄》卷1，第14頁。

①盛宣懷：《上海奏建專祠疏》《李文忠公全書》卷首，第49頁。

②李鴻章：《復曾沅帥》《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2，第14頁。

③李鴻章：《四江口解圍折》,《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2，第31頁。

①李鴻章：《分路規職蘇州折》《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3，第53—54頁。

②李鴻章：《復奏近日軍情折》《李文忠公全書》卷第45—46頁。

李文炳（昆山叫將）、熊萬荃（主管蘇州政事，后調離）等組成的反革命集團聲氣相通，妄圖里應外合，攻占蘇常和嘉興地區。李鴻章抵滬后，承襲薛煥等人衣缽，乞靈于策反活動：而徐佩瑗、錢桂仁等則改換門庭，投靠李鴻章。1862年底，徐、錢等人遵照李鴻章的指示，密謀叛亂。李鴻章派部將周興隆潛入常熟，徐佩瑗則趕赴蘇州，“暗為要約，以冀連絡一氣”。幸好譚紹光有所察覺，逮捕徐佩瑗。錢桂仁聞訊趕來救應，并企圖把李秀成騙到常熟殺害。不料，錢桂仁的陰謀尚未得逞，而其親信部將駱國忠就為奪取他的財產和”反正”的“首功”，于1863年1月在常熟搶先發動叛亂。譚紹光督兵進剿，永昌團練半途截擊，公然叛變。譚紹光派兵掃蕩永昌，并殺死徐佩瑗。李秀成調集援軍，親臨督戰，包圍常熟，并奪回福山等沿江口岸，截斷了從常熟通向上海的清軍水陸交通。駱國忠“死守求救”。李鴻章表示“無法救之。設降眾果與力持，以毒攻毒，于我尚無所損。”

①后來李鴻章雖然調動淮軍主力會同常勝軍攻占福山，但仍無力解除常熟之圍。及至3月以后，由于李秀成遂旨揮軍渡江“進北攻南”，陳炳文率部回救杭州，致使譚紹光被迫撤軍。常熟叛變，福山陷落，大大地改變了蘇南戰場的形勢。李鴻章得意忘形地說：“常熟為蘇州飽源，福山為江海門“戶，易守難得。……吾力能保常、福，即進取蘇常根本也。”

②原、來局處上海一隅僅能自守的淮軍和常勝軍，從此便得以懸軍深入蘇南腹地，據常熟以拊蘇州之背，并可夾攻昆太了。

太倉、常昭、昆新鼎足而立。太倉位于常昭、上海之間，控：制著常昭的后路。太平軍堅守太倉，隔斷了上海與常昭之間的陸、上通道。李鴻章深知只有占領太倉，才能進取昆新，并以常昭為。基地，西攻江陰，楔人錫金，對蘇州地區形成包圍的態勢。因此，李鴻章必欲侵占太倉而后快。他起初本想憑借武力強行奪取，但由于連連碰壁，便又重施故伎，策動太平軍守將會王蔡元隆叛變。蔡元隆將計就計，槍傷前來受降的李鶴章，斃傷無數淮軍官兵。李鴻章惱羞成怒，調集淮軍主力和常勝軍瘋狂進攻。太平軍抵死抗拒，屹立不動。5月初太平軍主動撤退，太倉終于易手。太倉陷落，成為迫使李秀成放棄原定“進北攻南”計劃，從皖北后撤的誘因之一。李鴻章得知李秀成回救蘇州，就趕緊函囑曾國荃“猛攻金陵等處，無令忠部得全萃蘇滬”。

曾國荃隨即指揮湘軍“攻破雨花臺石壘及聚寶門外各壘”，李鴻章也指揮淮軍乘機滾，營前進，侵占昆新和楊舍，從而使蘇州暴露在敵人的軍鋒之下。

1863年6月李鴻章統籌全局，決定采取分兵三路、“以剿為者”、“規取遠勢，以剪蘇州枝葉，而后圖其根本”的戰略。中路由昆山進蘇州，以程學啟所部陸軍當之。北路由常熟進江陰、無錫，“為扼吭拊背之計”，以李鶴章、劉銘傳所部陸軍當之。南路由柳淀湖進吳江、平望、太湖，以李朝斌所部大湖水師當之。此外，以黃翼升所部淮揚水師配合中路和北路，相輔并進；以戈登所部常勝軍移駐昆山，專備各路游擊援應：以潘鼎新所部扼扎金汕衛，劉秉璋所部扼洙涇，楊鼎勛所部扼扎張堰，以防范杭嘉湖地區太平軍進窺松滬。

面對李鴻章分進合擊蘇州的陰謀，李秀成自天京匆匆趕到蘇洲，與譚紹光等研討應敵方略。李秀成一面調兵屯駐江陰、無錫，澗進援蘇州，一面準①李鴻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2，第4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