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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李日華著《紫桃軒雜綴》卷一云，白石生辟谷嘿坐，人問之不答，固問之，乃云，“世間無一可食，亦無一可言。”這是仙人的話，在我們凡人看來不免有點過激，但大概卻是不錯的，尤其是關于那第二點。在寫文章的時候，我常感到兩種困難，其一是說什么，其二是怎么說。據胡適之先生的意思這似乎容易解決，因為只要“要說什么就說什么”和“話怎么說就怎么說”便好了，可是在我這就是大難事。有些事情固然我本不要說，然而也有些是想說的，而現在實在無從說起。不必說到政治大事上去，即使偶然談談兒童或婦女身上的事情，也難保不被看出反動的痕跡，其次是落伍的證據來，得到古人所謂筆禍。這個內容問題已經夠煩難了，而表現問題也并不比它更為簡易。我平常很懷疑心里的“情”是否可以用了“言”全表了出來，更不相信隨隨便便地就表得出來。什么嗟嘆啦，永歌啦，手舞足蹈啦的把戲，多少可以發表自己的情意，但是到了成為藝術再給人家去看的時候，恐怕就要發生了好些的變動與間隔，所留存的也就是很微末了。死生之悲哀，愛戀之喜悅，人生最深切的悲歡甘苦，絕對地不能以言語形容，更無論文字，至少在我是這樣感想，世間或有天才自然也可以有例外，那么我們凡人所可以文字表現者只是某一種情意，固然不很粗淺但也不很深切的部分，換句話來說，實在是可有可無不關緊急的東西，表現出來聊以自寬慰消遣罷了。從前在上海某月刊上見過一條消息，說某人要提倡文學無用論了，后來不曾留心不知道這主張發表了沒有，有無什么影響，但是我個人卻的確是相信文學無用論的。我覺得文學好像是一個香爐，他的兩旁邊還有一對蠟燭臺，左派和右派。無論那一邊是左是右，都沒有什么關系，這總之有兩位，即是禪宗與密宗，假如容我借用佛教的兩個名稱。文學無用，而這左右兩位是有用有能力的。禪宗的作法的人不立文字，知道它的無用，卻尋別的途徑。辟歷似的大喝一聲，或一棍打去，或一句干矢橛，直截地使人家豁然開悟，這在對方固然也需要相當的感受性，不能輕易發生效力，但這辦法的精義實在是極對的，差不多可以說是最高理想的藝術，不過在事實上藝術還著實有志未逮，或者只是音樂有點這樣的意味，纏縛在文字語言里的文學雖然拿出什么象征等物事來在那里掙扎，也總還追隨不上。密宗派的人單是結印念咒，揭諦揭諦波羅揭諦幾句話，看去毫無意義，實在含有極大力量，老太婆高唱阿彌陀佛，便可安心立命，覺得西方有分，紳士平日對于廚子呼來喝去，有朝一日自己做了光祿寺小官，卻是顧盼自雄，原來都是這一類的事。即如古今來多少殺人如麻的欽案，問其罪名，只是大不敬或大逆不道等幾個字兒，全是空空洞洞的，當年卻有許多活人死人因此處了各種極刑，想起來很是冤枉，不過在當時，大約除本人外沒有不以為都是應該的罷。名號——文字的威力大到如此，實在是可敬而且可畏了。文學呢，它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它不能那么解脫，用了獨一無二的表現法直截地發出來，卻也不會這么剛勇，憑空抓了一個唵字塞住了人家的喉管，再回不過氣來，結果是東說西說，寫成了四萬八千卷的書冊，只供閑人的翻閱罷了。我對于文學如此不敬，曾稱之曰不革命，今又說它無用，真是太不應當了，不過我的批評全是好意的，我想文學的要素是誠與達，然而誠有障害，達不容易，那么留下來的，試問還有些什么？老實說，禪的文學做不出，咒的文學不想做，普通的文學克復不下文字的糾纏的可做可不做，總結起來與“無一可言”這句話豈不很有同意么？話雖如此，文章還是可以寫，想寫，關鍵只在這一點，即知道了世間無一可言，自己更無做出真文學來之可能，隨后隨便找來一個題目，認真去寫一篇文章，卻也未始不可，到那時候或者簡直說世間無一不可言，也很可以罷，只怕此事亦大難，還須得試試來看，不是一步就走得到的。我在此刻還覺得有許多事不想說，或是不好說，只可挑選一下再說，現在便姑且擇定了草木蟲魚，為什么呢？第一，這是我所喜歡，第二，他們也是生物，與我們很有關系，但又到底是異類，由得我們說話。萬一講草木蟲魚還有不行的時候，那么這也不是沒有辦法，我們可以講講天氣罷。

十九年舊中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