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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旻對于安東的布爾什維克朋友表現出了明顯的興趣——或者說，在這個革命的低潮期，她對于各種左翼力量的支持者都很有興趣。

而且在牛排館吃飯的時候，她就發現了尼克在紐約所做的事情盡管最終還是未能進行下去，但卻是一次很好的社會實踐，其他的職業組織家也可以從中吸取經驗。從一名理論基礎還不錯的同志的角度，祁旻建議他把這些經驗系統地總結記錄起來，即使對于他未來在墨西哥的事業而言可能不會有很大作用，但對于其他在發達國家大城市做工人工作的同志而言卻具有更大的借鑒意義。

不過尼克的問題也是很明顯的。最大的問題就是他要搞工人學習小組，卻無法將工人自身的需求和布爾什維克的理論相結合。

組織工人學習肯定是為了幫助他們解決實際生活中眼前的問題，但學習小組本身不能僅限于解決眼前的問題。作為一個中國人，祁旻經常被她父母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然而“遠慮”可不止是買醫保和抵制消費主義那么簡單。按照尼克他們學習小組的學法，本質上只能提高群眾的抗風險能力，而對于階級意識的培養起不到什么作用。

（注：此處省略關于先鋒隊理論的論述，如果寫出來估計我號就沒了）

當他們三個從牛排館回到家里，坐在沙發上聊天兒時，祁旻對尼克在紐約的工作相當尖銳地指出了諸多問題，最終把這歸結為他看西方的理論太多。西方國家基本沒有什么像樣兒的成功案例，放著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不看，而去生啃那些純理論家的著作，對于實踐恐怕沒有什么指導意義。

祁旻說話本來就不太好聽，而安東看他兄弟被懟，卻反而有點兒幸災樂禍：“嘿，我早說了你應該先看《毛選》再看‘五月風暴’的文獻。”

尼克雖然被懟，但被同志懟可跟被別人懟不一樣，只能認了：“ok，ok，我只是原本以為毛偏重于軍事理論。”

對此祁旻還是很實誠地說：“理論運用于實踐需要一個轉化的過程。邊學理論邊實踐，兩個方面都要做。”

“旻同志，你既然學過這些理論又搞過學習小組，為什么不繼續做革命工作呢？”尼克問道。

“我不行……以前搞學習小組的時候我就發現了，我沒有這方面的天賦。”祁旻拿起茶幾上的可樂喝了一口，“必須是頭腦一流的人才能干得了革命。我們這些普通人只能做點基礎或者應用研究，爭取不當資本的走狗而已。”

尼克對于這種有自知之明的態度表示認同，然而安東暗暗覺得她其實就是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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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在這兒呆了一個星期，他走的時候是輕裝上陣，把大部分非生活必需品都留下了。

經過跟祁旻和安東的一番討論，尼克改變了他原本繼續去搞工人學習小組的計劃，而把重心先放在了社會調研上。并且調研的范圍也不限于墨西哥，而是推廣至拉美地區的各個國家。作為拉美裔，他也具有這種把共同文化和國際主義結合起來的優勢。

但是祁旻和安東的生活本質上并沒有因此發生什么改變。在尼克離開之后，安東曾經對祁旻問過：“旻，你說尼克能成功么？”

“那得看‘成功’的定義是什么了。”祁旻對此只是如此回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