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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宗教很多，說佛教的哲學含量最高，至少不失為一家之言。十字和新月把人們的目光引向蒼穹，使人們在對神主的敬畏之下建立人格信仰的道德倫理，佛學的出發點也大體如此。不過，佛學更使某些人沉迷的，是它超越道德倫理，甚至超越了神學，走向了更為廣闊的思維荒原，幾乎觸及和深入了古今哲學所涉的大多數命題。拂開佛家經藏上的封塵，剝除佛經中各種攀附者雜夾其中的糟粕，佛的智慧就一一輝耀在我們面前。“三界唯心”（本體論），“諸行無常”（方法論），“因緣業報”（構造論），“無念息心”（人生論），“自渡渡他”（社會論），“言語道斷”（認知論），“我心即佛”（神義論）……且不說這些佛理在多大程度上逼近了真理，僅說思維工程的如此浩大和完備，就不能不令人驚嘆，不能不被視為佛學的一大特色。

還有一個特色不可不提，那就是佛學的開放性，是它對異教的寬容態度和吸納能力。在歷史上，佛教基本上沒有旌旗蔽空尸橫遍野的征服異教之戰，也基本上沒有對叛教者施以絞索或烈火的酷刑。佛界當然也有過一些教門之爭，但大多只是小打小鬧，一般不會演成大的事故。而且這種辱沒佛門的狹隘之舉，歷來為正信者所不齒。“方便多門”，“萬教歸一”，佛認為各種教派只不過是“同出而異名”，是一個太陽在多個水盆里落下的多種光影，本質上是完全可以融合為一的。

佛教正是以“大量”之心來洽處各種異己的宗派和思潮。到了禪宗后期，有些佛徒更有慢教風尚，所謂“逢佛殺佛，逢祖殺祖”，不拜佛，不讀經，甚至視屎尿一類穢物為佛性所在。他們鏟除一切執見的徹底革命，最后革到了佛祖的頭上，不惜糟踐自己教門，所表現出來的幾分奇智，幾分勇敢和寬懷，較之其他某些門戶的惟我獨尊，顯然不大一樣。

正因為如此，微笑著的佛學從印度傳入中國，很容易地與中國文化主潮匯合，開始了自己新的生命歷程。

印順在《中國禪宗史》中追蹤了佛禪在中國的足跡。達摩西來，南天竺一乘教先在北方胎孕，于大唐統一時代才移種于南方。南文化中充盈著道家玄家的氣血，文化人都有談玄的風氣。老子是楚國苦縣人，莊子是宋國蒙縣人，屬于當時文化格局中的南方。與儒墨所主導的北方文化不同，老莊開啟的道家玄學更傾向于理想、自然、簡易、無限的文化精神。南遷的佛學在這種人文水土的滋養下，免不了悄悄變異出新。牛頭宗主張“空為道本”，舍佛學的“覺”字而用玄學的“道”字，已顯示出與玄學有了瓜葛。到后來石頭宗，希遷著《參同契》，竟與道家魏伯陽的《參同契》同名，更是儼然一家不分你我。符碼的轉換，因應并推動了思維的變化。在一部分禪僧那里，“參禪”有時索性改為“參玄”，還有“萬物主”本于老子，“獨照”來自莊子的“見獨”，“天地與萬物”、“圣人與百姓”更是道藏中常有的成語。到了這一步，禪法的佛味日漸稀薄，被道家影響和滲透已是無爭的事實。禪之“無念”，差不多只是道之“無為”的別名。

有經驗的練功師說，煉氣不如平心。意就是氣，氣就是意，佛以意為中心，道以氣為中心。以“靜慮”的辦法來修習，是佛家的禪法；而以“煉氣”的辦法來修習，是道家的丹法。老子是不曾談氣脈的。老子的一些后繼者重術而輕道，把道家思想中“術”的一面予以民間化和世俗化的強化，發展成為一些實用的丹術、醫術、占術、風水術等等，于漢魏年間蔚為風尚，被不少后人痛惜為舍本求末。針對當時的煉丹熱，魏伯陽說：“雜性不同類，安肯合體居？”并斥之為“欲黠反成癡”的勾當。他的《周易參同契》有決定意義地引導了煉丹的向內轉，力倡煉內丹，改物治為心治，改求藥為求道。唐以后的道家主流也依循這一路線，普遍流行“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化虛”乃至“煉虛合道”的修習步驟，最終與禪宗的“明心見性”主張殊途而同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