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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見是一個比較溫和的人，有時甚至退避人后沉默寡言，對世事遠遠地打量與省察，活得像影子一樣不露形跡。但他筆下文字奇象競出，學涉東西，思接今古，一行行指向時空的寬闊和深遠，讓人不免有些驚奇。從他這些文字里，可以看出他的學識蘊積，但他不愿有冬烘學究的生吞活剝；可以看出他的文學修煉，但他無意于浪漫文士的善感多愁；可以看出他的現實關切，但他似乎力圖與世俗紅塵保持一定距離，不會在那里一腳踏得很深；還可以看出他的精神苦斗，但他大多時候保持一種低飛和近航的姿態，謹防自己在信仰或邏輯的幻境里迷失，一再適時地從險域退出，最終停靠于安全而溫暖的日常家園。于是他的文字有一種親切和從容的風格，舉重若輕，化繁為簡，就像朋友之間的隨意聊天。即便有深義，有險句，也多藏于不動聲色之處，成為一種用心而不刻意的自然分泌，一種深思熟慮以后的淡定與平常。

孔見鎖定了一些高難度的人生逼問，把自己拋入一片片古老的思想戰場，關于生命的意義，關于知識的可能，關于道德與事功，關于幸福與死亡……這些逼問歷經數千年人類文明而仍無最終謎底示眾，于是在一個競相逐利的工業化和市場化時代里，如果沒有被人遺忘，就可能致人茫然或瘋魔。但孔見是一個披掛著現代經驗和現代知識的古老騎士，頑強地延續著人類對人生智慧極限的挑戰，也是對自己理解能力的挑戰。在一般的知識譜系里，這些懸問是虛學而非實學，屬于上帝而不屬于愷撒，在一個越來越務實的知識界那里日漸處于邊緣位置，其正當性正在被經濟、社會、歷史等學科的諸多人士懷疑。但作者所遭遇的逼問人皆有之，在當下甚至人皆累之，正是經濟、社會、歷史等方面深刻運動的產物，本身就是實學不可忽略的部分。而離開了這一切心靈的牽掛，忽略了人類精神運行的坐標和軌跡，任何經濟、社會、歷史等方面的知識都只適用于機器人，無法描述活生生的生命實踐，沒有理由值得人們特別信任。孔子從“灑掃應對”通向他的治國安邦，是以人為本的；柏拉圖視人格為“內在政治制度（innerpoliticalsystem）”，從人格剖析開始他的社會設計，甚至是以心為本的——這些先賢在求知中內外并舉虛實相濟，并不像某些后人想象的那樣幼稚。

當然，世上沒有抽象而普適的人，沒有抽象而普適的心，就像形形色色的病以外并沒有一種標準化的“病”。青年之我異于老年之我，富人之我異于窮人之我，連嬰兒也有遺傳差異，并無統一規格。如果剝離了具體人心形成過程中經濟、社會、歷史等方面的制約因素，尋求一種放之四海或放之萬世而皆準的“我”，只能是一種常見的語言事故——無非是“我”這個詞讓人真以為有了這樣一個東西，可以將其抽出來孤立地求解，可以將其供起來放心地依恃。事實上，各歸其“我”的撫慰萬能亦無能，雖然用心向善，卻無助于揭示和排除任何人生疑難。有人已經這樣做過。他們才智過人心志遠大，于是求解生命終極之being（所是，所在），求解一切知識的元知識，一切學科的元學科，如同要謀得一個包治百病的藥方，結果無不滑入迷宮般的nonbeing（虛，虛無）。這一類語言事故發生在本質主義的思路上，是虛學最容易落入的陷阱。他們如果沒有成為西方式的神學家，囿于一種專斷的虛無；就會成為中國式的玄學家，溺于一種圓通的虛無。而縱欲主義、實用主義、物質主義、科學主義等等并不能因此得到理性地克服，甚至恰恰成為這些神學和玄學的必然變體。原因很簡單，除非自殺，虛無是無法操作的——當心靈獨守虛無之際，一旦進入社會行為的操作，這份虛無就一無所用了，心靈就自動缺席和棄守了，讓位于世俗的隨波逐流乃至無所不為，是最可能的結局。

盛產神學的地方多見偏執和戰爭，盛產玄學的地方多見茍且和腐敗，這樣的例子還少嗎？這是迄今為止人類歷史提供的啟示。

因此，人心之學如果是必要的話，如果能夠更為成熟和堅實的話，應更善于在具體現實條件下展開問題和解決問題，更善于將經濟、社會、歷史等學科知識援入人生思辨，從而將終極關懷落實為現實方案，使天道真正實現于人間，所謂良醫“因病立方”和圣人“因事立言”是之謂也。出于特定的知識資源和個人喜好，孔見這些文章里還殘留一些神學和玄學的傳統表述方式，頗有商榷的余地但也從不被我過于在意。他心事浩茫所針對的現實處境和現實對象，還有在切入這些處境和對象時相關的精神標尺，也許更值得我們會心解讀。

2003年6月

*為孔見《赤貧的精神》一書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