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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因為寫了一篇《文學的“根”》，我被“商榷”多次了。沒料到有這些反響和效果。當時用了“根”這個詞，覺得不大合適，同幾位朋友商量過，一時又沒找到更合適的詞。“尋根”，很容易同海外移民作家和流亡作家的“尋根”混同起來。現在其實是各說各的，七嘴八舌，誰也聽不清誰。就我自己的理解，所謂尋根就是力圖尋找一種東方文化的思維和審美優勢。

當代中國作家中，中年層受蘇俄文學影響較重，像張賢亮，明確提出蘇俄文學是最好的文學。蔣子龍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柯切托夫等作家的影響，雖然他們另有獨特的發現和發展。至于青年一層，讀書時正是中蘇關系交惡，西方世界的經濟和技術強勁發展，所以受歐美現代文學影響較大。現在二十幾歲的，都寫得幾首朦朧詩，甚至能夠以假亂真。對屠格涅夫、契訶夫什么，反而較為陌生和疏遠。這兩種影響都是好的，意義重大的，可以說，沒有這些影響，就不會有中國文學的今天和明天。但向外國開放吸收以后，光有模仿和橫移，是無法與世界對話的。復制品總比原件要遜色。吃牛肉和豬肉，不是為了變成牛和豬，還是要成為人。

現在西方關心東方的文化，其中不乏獵奇者，仍然站在“西方中心論”的立場。我指的是另一種，是科學界、哲學界、藝術界的有識之士。他們研究微觀，比方研究“夸克”、“量子”，發現了有與無的動態關系，有相通的一面，于是驚嘆莊禪學說中有無互滲互變的觀念。笛卡爾、萊布尼茲對中國的八卦太極，也早就十分推崇。經濟學界也有同樣的動向，世界對日本及亞洲“四小霸”的經濟起飛刮目相看，提出儒家資本主義的概念，認為這種以人為中心的管理，以調節人際關系為主要內容，有很大的潛力和前景，不同于西方以物為中心的管理。

各個領域，都展現出東方文化重新活躍的勢頭，但我們自己倒不太注意。像湘西的蠟染布，在美國的某些高級沙龍里很時髦，湘西的錦袋，北京上海的姑娘背得很起勁，但湘西人自己不怎么喜歡。我們一去，那里的青年吹木葉，不吹苗歌，吹港臺流行曲。

東方文化自然有糟糕的一面，不然的話，東方怎么老是挨打？因此尋根不能弄成新國粹主義、地方主義。要對東方文化進行重造，在重造中尋找優勢。這種優勢，現在想說清為時過早。但可以描述出幾個模糊的坐標。比方說，思維方式的直覺方法。東方的思維傳統是綜合，是整體把握，是直接面對客體的感覺經驗，莊子的文章就是對世界直覺的也可以說是形象的把握。這不同于西方式的條理分割和邏輯抽象。西醫以解剖學為基礎，西藥以化學分析為基礎，中醫中藥則把人體看成整體，講究綜合調理，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這都有自己的特點和長處。還有思維的相對方法，以前叫做東方樸素的辯證法。所謂因是因非，有無齊觀，物我一體，這些在莊禪學說中特別明顯。《黃帝內經》中談陰陽，也不是說誰優誰劣，絕對判定，而是因時因地進行具體辯證，從而發展成為一套陰陽相對的宇宙模型。這種思維如果離開科學基礎，當然就成了玄說、鬼話。日本的中醫不是這樣，既從西方引進了化學分析，又發揮中醫之長，這就是很聰明的做法。

至于審美方面，朱光潛、聞一多、李澤厚都說過很多，認為東方偏重于主觀情致說。說楚文化的特點是浪漫主義，其實就承認它是主觀表現型的。又如中國書法，寫什么字，什么內容是無關緊要的，而是講究情致心態的流露，推崇創作主體的風骨和氣韻。中國的現代小說，基本上是從西方舶來，很長一段與中國這個審美傳統還有“隔”，重情節，輕意緒；重物象，輕心態；重客觀題材多樣化，輕主觀風格多樣化。

當然，觀念更新并不是一切，思維和審美的靈魂還是大德大智。現在是東方精神文明的重建時期。我們不光看到建設小康社會的這十幾年，還要為更長遠的目標，建樹一種東方的新人格、新心態、新精神、新思維和審美的體系，影響社會意識和社會潛意識，為中華民族和人類做出貢獻。這或許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東方精神文明所具有的博大真誠與智慧應該是施及一切包納一切的，當然也應投注于當前艱難卓絕的改革事業。對社會改造有直接功利的作品，我覺得我們應該歡迎和鼓勵，現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但文學應該多樣化：可以讓人寫西醫式的作品，也可以讓人寫中醫式的作品。我寫過西醫式的，也在寫中醫式的。目的是一個，養身治病，不敢說治社會，首先治我自己。

1986年4月

*最初發表于1986年《文學月報》雜志，后收入隨筆集《面對空闊而無限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