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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已經說過，就整個社會的各階層而言，民國有民國的好，新中國有新中國的好，具體就要看每個人的社會地位和個人收入而定，不能一概而論。

那么，究竟是哪些人，在懷念那個“無比美好”的民國時代？

請大家在這里先看兩份工資單：

1918～1919年，青年時代的毛主席曾在北大圖書館擔任管理員，而著名海歸學者胡適則在北大當教授。

――毛圖書管理員的月薪不過8塊大洋，胡教授的月薪卻高達240塊大洋，兩者相差30倍！

事實上，當時的胡適雖然從海外鍍了一層金歸來，但在北大參加工作的時間還不長，名聲也遠不如后世，月薪還不算最高的。同一時期，北大中文系主任陳獨秀的月薪為400塊大洋，相當于毛管理員的50倍――再過幾年，北大教授的月薪還要再翻一倍，平均達到500塊大洋，而圖書管理員的月薪卻沒怎么上漲。

而更要命的是，胡適教授的240塊大洋，一般來說每個月都能按時發放。而毛管理員的8塊大洋月薪卻總是被拖欠，直到離職也沒能全部拿到手。據說他先后干了半年，最后卻只拿了三個月的薪水，相當于減薪一半――我突然明白傳聞中毛主席仇視知識分子的原因了……

嗯，此外還有陳獨秀主席在日后為什么會右傾投降，而胡適又為什么堅持反共立場，也可以從這份工資單上看出一點倪端――他們都是那個時代的既得利益者嘛！

事實上，真正的問題還不止于此。平心而論，假如我們工薪階層能夠拿到2000～3000元的工資，基本滿足溫飽、接近小康，那么就算看到某位高級白領能拿十幾萬的月薪，是自己的幾十倍，大家最多也就在私下羨慕一番，只要自己的日子還過得去，就不至于會發展到階級仇恨的程度。

可問題是，毛圖書管理員的8塊大洋月薪，在當時的實際購買力，到底有多少呢？

由于民國時代戰亂頻繁，各地物價的變動幅度極大，光是米價就經常上下波動好幾倍。基本上是越到后面的年代，通貨膨脹就得越厲害。

而且，城市與鄉村、南方與北方的物價水平相差也很大。如果在比較的時候，有意無意地張冠李戴，用上海的收入去比山西的物價，用20年代的物價去比40年代的收入，用鄉下豐收時節的糧米收購價去比大城市工人的收入（可參考《多收了三五斗》），就很可能得出一堆非?；闹嚨慕Y果――而這也是當代“歷史發明家”們常用的一種移花接木之術。

舉個例子來說，前些年，河南鄉下的白菜收購價一度跌到一毛錢一斤，讓農民們賠本賠得欲哭無淚。可我們有誰在城里買到過一毛錢一斤的白菜？光是運費就有采購成本的好幾倍了啊！

同理，如果現在讓人拿著上海的收入到青海的西寧去生活，也絕對會非常寬裕，但問題是根本辦不到。

回到正題，當毛主席進北大擔任圖書管理員的時候，民國才建立了六七年，尚未進入最黑暗的年代，大洋的幣值還算堅挺。根據《民國經濟史》提供的數據，在1919年的北京消費市場上，一塊大洋應該可以買20斤米，8斤豬肉，購買力最多相當于如今的40元人民幣。

而毛圖書管理員的8塊大洋月薪，只能折合如今的320元，還不夠當代很多城市的低保標準?！?

更要命的是，首都北京又是全國僅次于上海的物價高昂之地，毛管理員的8塊銀元月薪在湖南老家已經算是高薪，可在北京卻實在是不經花――雖然這8個銀元可以買到160斤米，可是他在北京除了吃飯，還要吃菜，要買衣服，要交水電費，要買煤球做飯，還要買報紙和火柴、香煙，尤其是還要交房租……

當今的“北漂一族”，想必都對北京的房租之高昂深有體會。而毛主席當年的北京房租水平，雖然沒有眼下這般夸張，但同樣也不會便宜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