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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有些“磚家”鼓吹美式民主，把選票這玩意兒說成是金丹妙藥，只要有了選票就有了自由，有了自由就有了繁榮，人民可以用選票逼迫政府發福利給大家，從而人人都過上好日子。而在轉型期間，最好把軍隊和國家資源都交給猶如上帝一般無私偉大的美國人代管……

上述這些謬論已經流傳了多年，孰是孰非自有公論。但問題是，他們又進一步回顧歷史，把民國年代給捧上了天，說什么那是一個自由的時代，民主的時代，有人格尊嚴的時代，民國的上海是亞洲最國際化最自由的城市，光是電臺和報紙就有好幾百家。在三民主義的光輝下，中國人民自由的買，自由的賣，自由的游行，自由的批評政府，特立獨行，牛氣沖天……而到了新中國，民主、人權和自由就統統沒了，人民在專制暴政之下變得了無生趣，中國變成了一個藍色和灰色的王國，連女孩子身上的衣服也不例外……

針對上述贊歌，我不由得也想補充一句：中華民國是中國歷史上人均收入最高的時代，并在1949年初達到歷史的高峰。當時的百姓真是富啊，上廁所都普遍在用100元的金圓券當手紙……

――這些“磚家”覺得如今言論不自由，我倒是覺得，如今的大陸已經是言論太自由了，甚至對網絡陣地簡直是放任自流，才會群魔亂舞、謠言紛飛。按照黨國的標準，很多人早就應該被抓起來關號子了。

最起碼，當前的中國人已經可以公開說“這個國家言論不自由”而不被抓進去壓土袋，然后朝鼻子灌辣椒水活活弄死，也不會被警棍皮鞋當街毆打到吐血殘疾，甚至于連夾著子彈的恐嚇信都沒有收到（國民黨時期的軍統、中統，幾乎年年月月天天都在搞這個，從來沒人敢說他們違法），你還要怎么自由？

事實上，整個民國時期，不管是北洋政府還是國民政府，全都沒有想過要尊重什么自由、民主和人權。民國時代的統治者不是不想對民眾進行高壓管制，也不是沒有做過高壓管制（不要光看學生上街游行，沒看到他們接著就被高壓水槍射擊，之后更是成百上千地關進監獄），問題是執行能力太差，管不過來罷了。

先說說北洋政府，這個政權給人的印象就是亂，自從袁世凱死后，黎元洪、徐世昌、吳佩孚、曹錕、段祺瑞、馮玉祥、張作霖這些大人物爭相上臺，中間還復辟了一次大清國。至于內閣，更是好像走馬燈一樣，平均一年換好幾屆。當過總理的人，能編一個加強排。真是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很多時候老百姓還沒弄清楚大總統是個什么人，臺上就已經換人了。

由于政權更迭的速度太快，諸位總統、總理們在自己短暫的任期當中，光是要穩住各方勢力就已經很不容易，控制輿論之類的細枝末節就顧不上了。而那些希冀奪權的反對派，通常發動政治軍事攻勢的同時，也會用報紙之類的媒體對執政者大肆攻擊。而當時的執政者已經馬上要倒臺了，又如何壓制得住輿論？

――北洋政府不是不想搞特務政治，不是不想搞高壓管制，問題是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經費。特務機關往往是剛搭了一個架子，還沒開工呢，上頭的人就已經倒臺了，于是一切又只能從頭開始。

即便如此，北洋政府也沒少做過查封報館之類的事情。而民國名記邵飄萍，也是被張作霖下令槍斃的。

到了統治相對穩固的蔣委員長治下，自由、民主和人權什么的就更是扯談了。他當年清黨殺得人頭滾滾，又何嘗講過什么法制？這貨可是以黑幫理念治國的先驅，公然喊著“一個國家、一個黨、一個領袖”的大獨裁者（雖然因為本事太差，很多時候會被人陽奉陰違，做不到真正的獨裁）。如果他真正尊重言論自由，魯迅就不會揮淚寫下《為了忘卻的記念》，而聞一多和史量才也不會挨槍子兒了。

――民國之言論自由？民國只有把偉大領袖，人民的父親蔣委員長敬之愛之的自由！同時坐視無辜之人被抓進監獄，名人被特務暗殺，民眾被軍警打死之自由！

既然如此的話，為什么民國年代還是有那么多抨擊政府的“雄文”誕生見報呢？

這主要是因為，當時許多敢于大放厥詞的“民主黨派”和“社會賢達”們，都是名噪天下，交友廣闊的神通廣大之輩。不僅自己手里有錢，在政府里也是有人有關系，不光結交政府要員，還認識不少頗有分量的洋大人（那年月的洋大人可是真的洋大人，不比太上皇差），出了事只要往租界里一躲，這交涉引渡就得費上老鼻子的勁兒（類比我國當今從加拿大引渡賴昌星有多艱難），對蔣委員長來說是既不好抓也不能抓。

所以，如果他們沒有觸犯到一定底線，縱然是軍統和中統這樣兇名卓著的機關，也不愿意隨便下狠手，而是要先警告再商量，表現得比較“客氣”。但即使是這樣，還是有不知多少不走運的富商士紳、顯貴名流，也都先后蹲過黨國的監獄，只能等著人拿錢托關系保釋出來。

而在沒背景的基層平民這里，國民黨對那些抗議鬧事的窮人們，難道曾經少抓了么？少殺了么？

我們偉大的蔣委員長，之所以無法在全國范圍內完成徹底的輿論封鎖和壓制。一是因為國民黨對民間基層的控制力度幾乎為零，大多數地區（尤其是偏遠地帶和農村）還是清代的宗族體制在“代替”政府進行管理。而即使是城市中，也有許多行業內都是黑幫、財閥跟高級官僚的親屬族人在掌握。這樣一來，想要依靠地方政府實現徹底的輿論管制，就成了不可能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