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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雁塔始終是長安城最討人喜歡的名勝，特別是春天。春風漸暖，行道兩旁的槐樹返青，在蓬蓬綠色里，桃花、辛夷，次第開放，連風也被染上花香。進士科考試湊在初春二月放榜，在躍躍欲試的春華中，功成名就的得意也翻倍。

白居易二十八歲那年，終于迎來這樣一個春天。他滿心想著從此在長安城里做個受人尊敬的大官，為朝廷出力，并買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武則天神龍年間開始，新進士在杏園宴會之后，都要去慈恩寺中大雁塔下題名。白居易也不例外。他的好友元稹也許曾提示他，四十八年前，他們共同喜歡的那個窮困潦倒、不甚出名的詩人杜甫也曾經登塔作詩。

也許并沒有。這座城市里迎送過太多才華橫溢的年輕人，數不勝數。他們都曾經滿懷希望，來到這個國家最繁華的都市，相信會在這非富即貴的城市里一覽眾山小。那時候他們都年輕，都擁有卓絕的詩才，光明的未來仿佛觸手可及。

年輕的杜甫跳著腳在小酒館賭博，他對自己的才華太有信心，從沒想過往后歲月的大雨里他會病在啟夏門邊的破屋中，積水成塘。天寶十五載（756年）的夏天，王維依然像往常一樣進宮早朝，并不知道自己很快將會成為安史之亂里的一名俘虜。李白得意地寫詩描述他在玄宗的宮殿里坐有象牙席，宴有黃金盤的恩寵，錯愕萬分地，他很快被皇帝放棄。

命運最叛逆，從不輕易滿足人的心意。這幾乎是這本書里所有故事的核心。

得意的李隆基自以為心想事成，江山與愛情盡在掌握。太子被自己的鐵腕手段嚇得甚至不敢大聲說話。他不知道的是，當他沉浸在華清池水霧迷蒙的霓裳羽衣曲中時，漁陽戰鼓正動地而來。這是公元756年夏天，城市在細雨中傾倒。在這場始料未及的安史之亂中，他的兒子抓住機會，謀劃著對老父親二十年壓迫的報復。

漁陽戰鼓傳至華清宮的那幾天，一個在長安蹉跎十年的倒霉詩人正越過驪山，他新得了八品官位，要把寄居異地的妻子兒女接到長安來住。黑夜里，當他把凍僵的手指揣進懷里，在山頂的北風中分辨出華清宮的樂曲聲時，他不知道，他的小兒子沒有等到他回家已經餓死了。他也不知道，這一次離開長安，就是他與這座記憶里繁華富足的城市的永別。當他再次回來，它已經同這個國家的尊嚴一道被摧毀。但是，在這之后無盡的漂泊里，他總費盡心力想要回到這座對他并不友好的城市，這是他的責任。這是杜甫的“長安奧德賽”。

杜甫在安史之亂中被安祿山的軍隊抓回長安。他實在太不重要了，甚至可以在城里四處走動。不同的是，他敬仰的詩人王維已經被反綁雙手，刀鞘搗嘴，從長安押解到洛陽。戰爭剛開始時，王維像許多老實的朝官一樣信賴他們的皇帝，在長安城里大家族紛紛舉家南遷時選擇留在城里。天寶十五載（756年）六月十三日，他像往常一樣進宮早朝，當宮門打開，只有一地狼藉。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被拋棄了。這是王維“天之驕子的隕落”。

與此同時被押進牢房關著的，還有李白。他被遠遠地關在潯陽，罪名是“從賊”。他知道自己在別人眼里是個瘋子，但他不在乎。他想做官，想飛黃騰達，想要黃金盤子、碧玉酒杯。但是與身世清白、家族顯赫的小朋友杜甫不同，他甚至沒有參加考試的資格。所以，只有“佯狂”，只有鋌而走險。這是李白“賭徒”的故事。

后來人總愛叫李白“李翰林”。翰林學士象征著文采、皇帝的信任、與政治中心的親近。李白曾經做過翰林待詔。貞元年間，監修國史的宰相韋執誼在翰林院的材料里發現，“翰林學士”與“翰林待詔”有天壤之別。不過，此時他還沒心情理會這細微的差別，他年輕的同事柳宗元和劉禹錫，背靠著皇帝的支持，擁有風光無限的權力。貞元二十一年（805年），他們將發動一場變革。他們想除去安史之亂后國家的弊病，成為這個時代的英雄。在他們看不見的暗處，已經聚集起不滿、嫉妒和報復。這是柳宗元與劉禹錫“詩人的旅途”。

柳宗元、劉禹錫及積極支持永貞革新的朝官被流放，偌大的朝堂一下子空了出來，機會落在了白居易與元稹的頭上。風水輪流轉，現在，由他們來承受嫉妒與報復，但白居易想不到的是，報復的方向，是家庭里一樁誰也不愿意提起的隱私。這是“去他的《長恨歌》”的故事。

白居易晚年住在洛陽，拿工資，不干活，他對國家的責任感消磨成對大宅子、漂亮姑娘和替自己編文集的強烈興趣。當然，他還熱情地吹捧后輩詩人。老朋友令狐楚第一次把自己的幕僚李商隱介紹給白居易，一把年紀的白居易對面前十七歲的天才驚為天人，連連說“我來生給你做兒子”。李商隱后來生了一個兒子，小名取作“白老”。那時候，李商隱有文壇領袖的提攜，還有一個無話不談的好朋友——令狐绹（táo）。他滿以為他們的友誼可以延續前世今生，超越時間。沒想到，一生太長，已夠變卦許多次。這是李商隱與令狐绹“最后時過境遷，再回想誰的臉”。

李商隱一次次徒勞無功地去長安參加進士科考試的同時，沒有獲得通行許可的日本請益僧圓仁偷偷留在了中國。一次又一次被拒絕不能動搖他在大唐求法巡禮的決心。當他終于進入長安城時，交了好運：左街功德使仇士良是虔誠的佛教徒，他管理長安縣一切寺院，也擁有控制皇帝與朝廷的權力。在他的庇佑下，圓仁萬事順意。但他不知道，新近登基的武宗皇帝與他的宰相李德裕正在醞釀一件大事，不僅要殺了仇士良，還要把佛教徒與寺院毀滅。這是“圓仁的最后旅行”。

唐代是后世最愿意提起的時代：最繁華，最驕傲，最有包容與進取心。但這本書里的故事，大多發生在繁華之后：安史之亂帶給這個國家毀滅性的打擊，但在這場戰亂之后，這個朝代依然延續了一百四十多年。與我們的常識相反，最偉大的唐代詩人們，我們最熟悉的那些名字，其實大多出現在這個并不常常被提起的、日漸熄滅的“唐朝”。在這里，盛唐飽滿多汁的自信漸漸干癟下去，釀出一點兒苦澀。

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

詩句曾經是他們用來炫耀才華、交換功名，鋪展開自己人生地位與財富的籌碼。在時代的懸崖上，詩句與文章，找到它更有價值的位置：它擁抱人心的無助，叩問命運的規則，向漸漸駛離的歷史丟出最后求生的繩索。

在這些故事里，我們跟隨史籍與傳說各不相同的敘述角度，試圖回到微妙不同的歷史現場。但是，在每一個關鍵的岔道口，總能找到截然不同的敘述，每一種都振振有詞，仿佛抓住你手掌的手相占卜者。我也只能在這些迷茫的分岔點選擇相信某種敘述，跟隨它走下去。幸運的是，詩人們慎重流傳下詩集與文集，如同篇幅巨大綿長、喋喋不休的獨白，穿過時間迷霧重重的遮蔽，邀請我們進入某個瞬間他們動蕩的內心。

意在被銘記的，都在被忘記——古老的城市被時間和戰爭摧毀，成為平原上一座土丘。宮殿傾頹，紀念碑摧毀，盛名與功績都化為塵埃。但詩句流傳，如同一個奇跡，帶著千年前日常生活的艱辛，和詩人的一部分靈魂。

哪怕它屢屢成為考試的題目、比賽的內容，詩歌從來不是任何時代的必需品，在我們的時代更不例外。但因為這一部分陌生人交付陌生人的靈魂，在少數人那里，它將永遠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