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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領了交通銀行的上海總行之后，只是封存了金庫，并進行了一番商業整頓，很快就在兩個月之后重新開業，但剛開業，就碰到同盟會的搶班奪權，又卷入了一場風波。

同盟會當時在南京成立臨時政府，各處都缺錢，但當時的陶成章雖然是政府首腦，但他一來無法直接拿錢出來，畢竟他要花錢也得跟李志高或者劉潤生等人打報告，二來他在發現結果是孫文當了大總統后。心里也有所不滿，因此對于同盟會為主導的臨時政府的伸手要錢行為，就是來了個一推六二五。

跟陶成章這邊要不到錢，那些原本支持同盟會的商人也忽然變的模棱兩可，不再給錢，日本人也開始變卦。只在口頭上表示了一番象征性的贊揚，其他實質性的支持一點也沒有，這經費缺乏，讓同盟會的人只好把目標對準其他方面，毫無疑問，在上海的交通銀行就入了同盟會的法眼。

孫文曾經親自出馬，不止一次的跟梁士詒接觸，想要交通銀行出資支持臨時政府，然而梁士詒也是個老滑頭。孫文當面的時候，基于情面跟其他因素不好當場拒絕，只是說困難講難處，在孫文面前哭了個稀里嘩啦，最后迫不得已表示盡力而為，實際上是在用拖字訣。

當然，除了臨時政府外，袁世凱方面也對他不停拉攏。而拉攏他的人就是盛宣懷。

在清朝覆滅之后，在北方的盛宣懷果斷轉換門廳。投靠了袁世凱，成為北洋政府的財政大臣，他一直惦念著交通銀行，因此幾次三番派人過來游說，讓他帶著資金北上，把總行移到北京。

先不說這種行為的可行性幾乎為零。畢竟交通銀行里面有一個排的看守部隊，而且還有大量內部調查局的人員，連梁士詒自己的身邊也跟著一個，因此想要無聲無息的把總行里的銀元金條都移送走，那基本是不可能的任務。

除了任務的難行外。從個人前途上來說，梁士詒也不會聽盛宣懷的。要知道，梁士詒一旦去了北方，先不說人生地不熟，也肯定還會在盛宣懷之下，而且到時候能不能繼續當交通銀行的幫理都難說。可如果繼續在上海呢，各方面都熟悉，而且江南政府嚴重缺人，他的機會有很多。

也就是說，從一開始，梁士詒就認準了李志高的政府，只不過由于當時李、袁、孫三方還沒有明顯的勝敗，特別是李志高沒有給他一個明確的身份與答復，所以他也不好明著表態，只是在來回打太極，拖時間。

當然，拖時間的同時，他也在四處投機，比如梁士詒就把孫文以及盛宣懷的拉攏方案一五一十的跟身邊的內部調查局人員告密，而內部調查局的人獲得這些信息后，再傳送給孫順，孫順不敢怠慢，可又不懂這方面的事情，因此在李志高沒來之前，只是壓著這部分信息，并且讓梁士詒繼續拖下去，等李志高處理。

梁士詒也算有能耐，愣是用各種手段跟孫文的臨時政府以及袁世凱的北洋政府拖了一個月，直等到李志高回來后，等到了李志高任命他為交通銀行行長的明示，才重新松了一口氣。

換句話說，在李志高回來任命梁士詒為交通銀行行長的那一瞬間，梁士詒就全面倒向江南政府了，既然已經投靠了一方，那他也就不再打太極，而是全心全意跟著領導李志高走，所以領導一召見，立刻就跑過來了。

這個金融研討會雖然是李志高出面召集的，但實際的主持并解說的，卻是趙嘉怡，實際上這個研討會本身，也是趙嘉怡建議李志高舉辦的。

按照趙嘉怡的說法，李志高目前雖然陸陸續續掠奪了國內外大量資金，囤積了很多黃金白銀，表面看起來財政顯得十分盈余，但實際上財政問題十分粗狂，而且問題多多，其中最大的問題有兩個，一個是公私不分的問題，另外一個則是貨幣混亂的問題。

首先第一個，公私不分問題。

這主要是指李志高自己的私人財政與他領導的江南政府之間的財政交叉問題。在過去，李志高是因商發家，從民團出身，利用清末政府的**，一點一點爬上去，然后又通過武裝造反的方式奪去了政權。

因為時間太快，行政人手又不足，所以在財政上，李志高幾乎都是靠自己經商的財富去反哺地方財政，比如軍隊的軍費，還有各項基礎設施建設的費用，幾乎都是李志高自掏腰包。

但問題是，李志高做的很多事情，原本都是政府要做的事情，李志高用自己的錢支持到無可厚非，但這個賬目必須講明白。否則的話，以后別人不會念你的好，反而當你從這些項目回籠資金的時候，只會以為你在竊取國家財富，并且給反對派口實。雖然這些事情在李志高獨裁期間不會有問題，但終究是個隱患。因此及早分清公私，把政府的問題給政府，公私賬目算清楚，這才是最穩妥也最重要的。

簡單說，以后的軍費以及基礎設施建設，都要算在政府頭上，算政府的財政支出，但政府沒這么多錢，怎么辦？只能是發行債券。而李志高則可以通過購買債券的形勢，把自己的錢借給政府，并領導政府運作這一切。這樣一來，就等于政府借李志高的錢，李志高是政府的債權人，如此才是一個正規像樣的模式。這樣做，不但能給外人一個很好的交代，而且發行債券還能吸引更多投資進來。對緩解因為四大計劃需要的海量資金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個，貨幣混亂的問題。一個政府獲取財富手段。無非三種，第一是收稅，這是最基本的，另外一種是發行債券，也就是借錢，第三種則是發行貨幣。前兩者都好說。對于貨幣而言，這是一個政府最重要的一種權力，因為貨幣幾乎等同政府的信用與實力。

目前，在江南地區流行的貨幣，十分混亂。主要是以銅幣以及銀元為主，銅幣不說了，至于銀幣，又以墨西哥鷹洋為主，其他各種銀幣為輔。在歷史上，袁大頭出現之前，市面上的銀幣的確是墨西哥鷹洋為主，只有袁大頭出現后，才橫掃一切，成為主要的銀元貨幣。

雖然李志高自己有發行銀元卷，但那主要是在太平府地區認可，新占領地區對這種紙幣的認可程度還很低，就算是交通銀行跟工商銀行都統一兌換這種別人還無法仿冒的銀元卷紙幣，老百姓還是不信任。這也難怪，這畢竟是兵荒馬亂的時代，紙幣再怎么搞防偽，也不如銀幣來的實在安心。

所以，貨幣改革勢在必行，由于李志高有后世廉價白銀作支撐，因此趙嘉怡建議，貨幣改革不妨繼續推行銀幣與紙幣并行的政策，唯一的變化在銀幣，為了讓流通更順利，建議把銀幣鑄造成跟歷史上袁大頭一樣的高含銀量銀幣。

都說歷史上袁大頭是一種失敗，說就是因為高含銀量，才造成了財政漩渦，形成貨幣緊縮，但只要白銀充足，讓市面上充斥大量高品質銀幣，另外，在銀幣的工藝上多做點手段，比如用現代鑄幣機，花紋也做的復雜一些，讓仿造的成本居高不下，那么情況就又會不同。

另外，在發行大量銀幣的同時，嚴格按照流程兌換紙幣，并且讓這種兌換擴大到全占領區，那慢慢的，等大家對紙幣建立起信心以及習慣之后，就會逐漸的喜歡起更方便的紙幣，而不再用麻煩的銀幣了。

對這兩個問題，李志高都是從善如流，而這次金融研討會，說白了就是為了解決這兩個問題。也就是說，在會議上，趙嘉怡就是要通知與會的金融業人士，讓他們利用自己手頭的銀行、錢莊以及銀行，去發行江南政府的政府債券，同時發行新的銀元跟紙幣。

也就是說，這個會議之后，政府以后的采購以及支出方面，都會使用新的含銀量達到九成的江南銀元以及具有防偽標識的華元紙幣，各銀行也要努力發行這些新銀元跟紙幣，爭取在短期內讓新的江南銀元跟華元一統江南，甚至向全國蔓延。

如果這個問題真的搞好，那李志高就能在今后的金融戰中立于不敗之地，因為誰也不會想到，他會有一個世界的廉價白銀做依托，所以，一旦他這種高含銀量的銀元被人搶購，等搶購的數量足夠多，多的讓白銀價格下跌的時候，那最終得利的只會是李志高！

畢竟，無論這個世界的白銀價格怎么跌，也跌不過后世現代的白銀價格，換句話說，李志高跟趙嘉怡是準備以海量的白銀做武器，打一場硬碰硬的金融戰。(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