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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黨為自古大患。我皇考世宗憲皇帝御制《朋黨論》，為世道人心計，明切訓諭，乃尹嘉銓竟有“朋黨之說起而父師之教衰，君安能獨尊于上”之話……不知是何肺腸？

尹嘉銓的第二大錯誤，是著了一本書，叫《名臣言行錄》。書中記錄了清初以來的一系列名臣如高士奇、高其位、蔣廷錫，乃至本朝的鄂爾泰、張廷玉的嘉言懿行。乾隆將此書定為大逆之作，認為它會助長人們的朋黨思維。因為只有朝廷才有品評大臣的權利，臣民無權把誰定為“名臣”，又把誰定為“非名臣”。如果個人可以樹立品評標準，必然容易造成大臣及其子孫的意見紛爭。被列入名臣錄的，其子孫門生自然會感激攀附，與其人結好。沒有被列入的，其后代和同黨必然起而攻之。這就很容易造成朝廷及士林的分裂。皇帝說：“乃尹嘉銓竟敢標列本朝名臣言行錄，妄為臚列，謬致品評，若不明辟其拌，將來流而為標榜，甚而為門戶，為朋黨，豈不為國家之害，清流之禍乎？”這種做法，和尹氏在奏折中建議把一些理學名臣入祀孔廟一樣，斷非人臣所應為。

雖然前期打擊朋黨的成績卓著，乾隆卻從來沒有掉以輕心。他深知這一政治頑疾雖然匿跡于一時，卻絕不會就此壽終正寢。政治高壓稍一放松，它就會死灰復燃。對朋黨的警惕，無時無刻不存于皇帝心中。尹嘉銓自投羅網，一下子激活了皇帝心中的過度防御機制。

尹嘉銓的出現，讓日夜不停搜尋自己統治漏洞的乾隆又發現了專制政治的一個薄弱環節：民間講學之風。

在中國歷史上，民間講學現象非常普遍。孔子收徒三千，就首開民間講學之先河，也正式創立了儒家學派。到了宋代，書院大量出現，名儒大家各自以書院為據點，傳授自己體悟到的圣人心法，講學之風空前繁盛，理學由此興起并成為儒學的主流。及至明朝，講學之風達于極盛。大儒王陽明極重講學，認為這是開啟智慧、傳播學術的最佳方式，故一生講學不休，甚至軍旅之中也日夜不輟。王陽明的后學們光大乃師之風，或依托于書院，或約期于山水，甚至廟堂林野，寺觀名勝，招朋引眾，講學辯論，宗風所及，幾乎無處不講學，無人不講學。

民間講學具有高度的自發性和強大的生命力。它的目的是探討發展學術真諦，陶鑄學人完善的人格，而不像官學那樣以科舉入仕為唯一目標。民間講學一秉學術自由的原則，尤其重視辯駁爭論對學術發展的推動作用。各書院之間經常舉行大規模的辯論會，各派學者云集薈萃，彼此攻伐，極大地促進了儒學學理的深入發展。日常師生之間，也注重質疑問難，宋代之后所流行的各家語錄，一般就是書院師徒間的問答記錄。

然而步入清代，自由講學之風卻戛然而止。蕭一山說：“清人以異族入主，時不免存疑忌之心，對于智識階級為尤甚。聚眾講學，形同煽惑，是以深中清廷之忌。”所以，順治十七年（1660年），朝廷頒布命令，嚴禁士子會盟結社。各地民間私人書院也被政府轉變為官辦，原來自由學術研究的場所淪為科舉考試的預備機關，講學內容與規模受到嚴格限制。自由講學之風由是漸息，清代之學術，“乃漸由學術團體，一變而為私人研究”。

然而，天下承平日久，自由講學之習在乾隆朝又有所抬頭。特別是尹嘉銓這樣以道學自命的“道學家”，更認為自己獲得了圣人的“獨傳心法”，不傳授給他人實在是一種損失，因此私下里仍然大肆收徒聚眾，退休之后，更是奔走于各書院之間，宣揚自己的獨特見解。乾隆認為，這是“盛世”的一大威脅。

清初統治者反對講學，主要是怕漢人借此進行陰謀集會。及至乾隆時期，這種威脅幾乎已經不存在。乾隆認為，講學的最大威脅在于容易滋生朋黨傾向。對于提倡綱常名教的道學本身，乾隆是堅定支持的。但是對于大小臣工學程、朱、陸、王諸大儒的樣子，要求學術自由，百花齊放，自由辯論，他則絕不允許。正如魯迅所說，“因為一學樣，就要講學，于是而有學說，于是而有門徒，于是而有門戶，于是而有門戶之爭，這就足為‘太平盛世’之累”。蓋黨內有黨，派內有派，是宗教和學術的共同規律。儒學內部并非鐵板一塊，儒學思想的生長點也是多源的，許多儒學大家往往把自己視為儒家正統，而把他人視為異端或非正統。自由講學、自由辯論很容易導致一些不同學術派別的爭執甚至沖突，而科舉出身的朝中官員無不是儒學信徒，學術上的分門別類極容易引發政治上的矛盾斗爭。比如宋代朱熹與陸象山就曾經勢如水火，彼此辨別不休，在朝大臣也卷入其中，分成派別門戶，門戶之爭又發展成朝臣的朋分角立，引發了朋黨之爭，不以皇帝的是非為是非。如此，“小則紊亂朝政，大則顛覆宗社”。

所以，乾隆在斥責尹氏的圣旨中說：“古來以講學為名，致開朋黨之漸，如明季東林諸人講學，以致國是日非，可為鑒戒。乃尹嘉銓反以朋黨為是，顛倒是非，顯悖圣制。”

專制政治發展到極致，就要打破一切民間自發組織的可能，把一切社會能量納入政治控制之下。讀書人因講學而聚會，因聚會而議論，正是一種人主無法完全駕馭的力量，是必須禁止的。他訓誡大小臣工、讀書士子，對道學只要埋頭潛修、躬行實踐就行了，不可以道統所在自居，大講其仁義道德。尹嘉銓自己講學還罷了，又不知深淺地奏請皇帝推崇一系列道學名臣，企圖重新挑起“正統”之爭，煽動講學之風，乾隆如何能不赫然震怒？他興起這場大獄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狠狠打擊有所抬頭的民間自由講學之風，把一切不利于專制統治的民間力量消滅于萌芽之中。

掌握了尹嘉銓的“罪證”，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二十八日，皇帝欽命以大學士三寶為首組成專案組，對尹嘉銓進行審訊。

審訊進行得極有特點。在皇帝的授意下，審案大臣并不拷問尹嘉銓的“大逆”實跡。他們知道，這個“道學家”、書呆子，一輩子只知道讀書做文，想成為大圣大賢，“永垂青史”，因此不可能有什么實質性的“反動問題”。他們審問的重點，是尹氏的家庭隱私。

會審尹嘉銓時，審案大臣絲毫不顧這位前“三品大員”的面子，為了“泄公憤而快人心”，將其“嚴加夾訊，多受刑法”，以拷問“其究屬何心”。在夾棍之下，這位圣人之徒沒有挺住，采取了要什么給什么的態度。請看以下幾段審訊記錄：

當年尹氏當面討要花翎的事，皇帝一直念念不忘。所以承審官首先追問：你當時在皇上跟前討賞翎子，說是沒有翎子，就回去見不得你妻小。你這假道學怕老婆，到底皇上沒有給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

據供：我當初在家時，曾向我妻子說過，要見皇上討翎子，所以我彼時不辭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夸耀。后來皇上沒有賞我，我回到家里，實在覺得害羞，難見妻子。這都是我假道學，怕老婆，是實。

自打嘴巴，承認自己“怕老婆”“假道學”，承審官并不滿足，又追問起他要娶一個五十多歲的老處女為妾未果的事。

承審官問：尹嘉銓！你所書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說“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聞而賢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辭不就”等語。這處女既立志不嫁，已年過五旬，你為何叫你女人遣媒說合，要她做妾？這樣沒廉恥的事，難道是正經人干的么？

據供：我說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原因素日間知道雄縣有個姓李的女子，守貞不字。吾女人要聘她為妾，我那時在京候補，并不知道；后來我女人告訴我，才知道的，所以替她做了這篇文字，要表揚她，實在我并沒有見過她的面。但她年過五十，我還將要她做妾的話，做在文字內，這就是我廉恥喪盡，還有何辯。

已經承認自己廉恥喪盡，承審官卻還有更尖刻的問題。

承審官問：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這五十歲女人給你，知道這女人斷不肯嫁，她又得了不妒之名。總是你這假道學居常做慣這欺世盜名之事，你女人也學了你欺世盜名。你難道不知道么？

據供：我女人要替我討妾，這五十歲李氏女子既已立志不嫁，斷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知的，所以借此要得不妒之名。總是我平日所做的事，俱系欺世盜名，所以我女人也學做此欺世盜名之事，難逃皇上洞鑒。

承審官的刻薄真是到家了。然而，沒有皇帝的授意，他們是不敢把審理“國家要犯”的嚴肅之地變成嬉笑怒罵的娛樂場所的。

那么，乾隆皇帝為什么對“道學家”尹嘉銓如此刻薄呢？

康、雍、乾三朝政治的一個共同的特點是反對“假道學”。三代皇帝表面上對“道學”尊崇備至，但用人行政中，卻都秉“重能不重德”之旨。對于那些以繼承孔孟“道統”為職志，成天致力于“為賢作圣”的書呆子其實不屑一顧。

應該說，“道學”確實有真假之分。“道學”一名流行之后，“假道學”這三個字就應運而生，如影隨形。儒家理想主義所懸標準過高，為庸常人性所難堪，而學做圣人又是儒家的最高目標，因此有的人不免虛偽迂闊，最下者甚至流于欺世盜名，為世人所詬病。有些道學家，不注意力行實踐，而致力于把自己打扮成一副“圣人”模樣，峨冠，闊袖，芒鞋，修容，端坐，粗飯，菜羹，在家靜坐不語，出門則平步闊視，旁人一望便知是“道學”先生。還有的道學家，表面上滿口天理流行，行動中卻處處人欲為先。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對這種人的作風有精彩的描寫：“有兩塾師鄰村居，皆以道學自任。一日，相邀會講，生徒侍坐者十余人。方辯論性天，剖析理欲，嚴詞正色，如對圣賢。忽微風颯然，吹片紙落階下，旋舞不止。生徒拾視之，則二人謀奪一寡婦田，往來密商之札也。”

假道學的特點就是言行不一，沒有修到大圣境界，卻妄圖進入歷史。尹嘉銓為人行事，就頗多假道學的嫌疑。他的倒霉，有他自取的一面。

然而，事情并不止于打擊假道學這么簡單。在打擊假道學的背后，隱藏著的是清代帝王對“真道學”的反感和排斥。

按理說，“道學”或者說“理學”，要求人們踐行圣人的教導，做正人君子，忠君孝親，對專制統治是有利的，歷代莫不大力提倡。然而專制主義的歷史發展到清代，就連這種“道學”本身，也成了專制制度擴張的妨礙。

原因很簡單。理學固然有維護“綱常”的一面，同時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獨立的一面。儒家學說為士人們設定的最高人格理想不是功名利祿，而是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是成為頂天立地的完人。

早期儒學都對人的自由意志極為推崇。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孟子則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一言以蔽之，原始儒學要求其信徒能在權力面前挺起腰桿，而不做隨聲附和的應聲蟲。儒學一方面要求其信徒盡力為皇帝服務，同時也要求他們不能放棄對自己人格尊嚴的堅持和精神價值的追求。在世俗層面，儒學信徒對皇帝和權力秩序服從盡禮；在精神層面，他們中的許多人卻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為士，終乎為圣人”。希望自己能夠通過道德砥煉，成為達到人類最高最完美境界的人，在精神上遠遠超越帝王和其他權力者。漢光武帝劉秀的同學嚴光，曾出山幫助劉秀取得天下，劉秀登基后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而是隱居富春山耕釣自娛。及至唐代，雖然唐太宗妄想使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但是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師夢，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后，“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洲”，逃離權力的控制。

但是，君權像惡性腫瘤一樣，是世界上最具擴張性的事物之一，它不允許任何獨立的事物存在。專制權力的獨占性本質驅使它永遠努力沖破一切限制，掙脫所有束縛，深入社會每一個角落，毒化每一個細胞，直至最后整個社會在它的緊緊擁抱中窒息而死。士人的人格追求，在專制達到極峰的清代就成了君權的障礙。

清代的建立，與以前諸朝不同。在入關以前，滿族社會中帶有大量的奴隸制因素。雍正皇帝說：“滿洲風俗，尊卑上下，秩然整肅，最嚴主仆名分。”其他清代人也一再說：“主仆之分，滿洲尤嚴。”“我朝君臣之分極嚴，尤非前朝可比。”傳統儒家君臣關系是完整的互動關系，“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雙方各有各的尊嚴底線。然而入關之后的清代皇帝卻以滿洲“主奴名分”偷換了，或者說改造了數千年以來的君臣關系，使之變成了赤裸裸的主子和奴才關系。他們要求，作為臣子，不但身體要屬于君主，他的心靈也應該屬于君主，不應該有任何自己的獨立意志、獨立需求，特別是個人尊嚴。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當地說過，大臣要無時無刻不與皇帝統一思想，不許有自己的獨立意志。他在《朋黨論》中說：“要根除朋黨之源，那么全國上下必須統一思想。要統一思想，那么一切是與非的標準都必須唯我是從。”“你們各位大臣如果將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惡者惡之，是非畫一，則不敢結黨矣。”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從雍正開始，清代帝王就想方設想挫辱、打擊那些在帝王淫威面前拒不低頭的大臣。在乾隆以文字獄打擊“假道學”尹嘉銓之前，雍正就以冤獄打擊過“真道學”楊名時。

楊名時，號凝齋，江陰人，康熙三十年（1691年）進士，從大儒李光地受經學，造詣益深。歷任直隸巡道、貴州布政使，雍正三年（1725年）擢兵部尚書，總督云貴。

楊名時性格強毅端方，是一個有根底的理學家。程朱理學給了他牢固的價值基礎，使他在居官過程中，清正廉潔，一心為公。他提督順天學政時，廢寢忘食，“雖流金之暑，見其閱卷，所著白布衫漬汗成淺皂色，不暇易，炳燭至夜分不臥，群笑其自取苦也”；做直隸巡道，細大必親，無留獄，無隱情，鄉民頌為“包公在世”。（《碑傳集·楊凝齋先生名時傳》）他以誠為本，對宇宙、社會和人生做了嚴肅的哲學思考，著作頗多。按理說，這樣的臣子，應該深受皇帝歡迎才對。然而事實卻相反，由于他對很多事有自己的見解，不能事事與皇帝劃一，屢屢招致皇帝反感。

雍正皇帝說楊名時“性喜沽名釣譽”，不能做完全馴服的奴才，就是因為有所“自恃”，所恃是什么，就是自己的理學人格。“自以為記載數篇腐文，念誦幾句史冊”，就敢和皇帝辯論。雍正斥責他“只圖沽一己之虛名，而不知綱常之大義，其心實愿父為瞽瞍，以成己之孝，君為桀紂，以成己之忠”，“君父且不顧，豈尚計及于吏治民生乎？夫以盜名之邪念，至欲以君父成己之名，在家則為逆子，在國則為逆臣，天理尚可容乎，其罪尚可逭乎？”

專制制度下，反腐是除掉政治障礙的最便捷途徑之一。為了打擊楊名時的“道學氣”，雍正刻意制造大案，借楊名時的政敵舉報楊貪污受賄之機，將楊逮捕。以楊名時“得過鹽規銀、稅規銀和平余銀約計八萬兩”及收受了下屬范溥的幾樣禮品為罪名，定為貪污罪。其實，收受陋規一事，律無明文，事在定養廉銀之前，其時各省皆然，這項陋規收入，也大部分是補貼了公眾支出。而收受下屬幾樣禮，也是當時官場的常事，以此定罪，顯然是故意周納。

把楊名時打為貪污犯不是雍正真正的目的，雍正是想通過辦案，搞臭楊名時的名聲，把他從“真道學”打成“假道學”，以殺一儆百，打擊大臣們的“自為之心”。所以他秘密授意審案官，在審問時，對楊名時極盡挖苦打擊之能事，力求使楊名時出“洋相”。

雍正認為，一殺掉楊名時，有可能使楊名時成為“比干”，遂了他“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心愿。所以對付楊名時此等“種類”，重要的不在“治其身”，而是“治其名”“治其假譽”，不擇手段地惡心他、作踐他，讓他“假道學，真光棍”的“丑惡面目”大暴露，讓周圍的人都以為他確實虛偽可鄙，也讓他本人都自慚形穢，精神頹喪。承審官按照雍正的授意似乎全做到了，不僅讓當堂觀審的“聞而笑之者亦甚多”，（《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而且整得楊名時啞口無言，低頭認罪。

乾隆之審問尹嘉銓，其靈感完全來自此案。乃父乃子，真是心有靈犀一點通。

雍正對待大臣之嚴酷苛刻，本已經登峰造極。乾隆又青出于藍，后來居上。為了保證大權獨攬，乾隆皇帝上任之后一再拉大君臣距離，造成皇帝高高在上，群臣匍匐于下的政治局面，以確保君主的意志在任何時候、任何領域都暢通無阻。乾隆朝大臣的地位，比雍正朝，又有大幅降低。

歷代帝王都期待名臣、功臣、忠臣的出現。比如雍正就屢屢稱他的臣子李衛、田文鏡、隆科多等為“國家偉器”“朕之功臣”“不世出之忠良柱石大臣”“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國家良臣。真正當代第一超群拔類之稀有大臣”。

然而乾隆卻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理論：“奸臣”固然并非國家幸事，“名臣”的出現其實也不是什么好事。乾隆認為，臣權的上升就必然意味著君權的低落。“名臣”往往出現在國家出現危機，君主大權不獨攬之際。許多名臣做出了驚天動地的大事業，扶國家之將傾，挽狂瀾于既倒。但同時，名臣的出現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君主的無能和朝綱的混亂。對張居正這位明代的名臣，史評大抵功大于過，他卻大不以為然，說：“大臣強辭立威，逆行罔忌，實為弁國紀。神宗竟爾任其施為，雖童昏不應若是。”

為了消除尹嘉銓所做《名臣言行錄》的影響，乾隆特下長詔斥責尹嘉銓的“名臣論”。他說，“朕以為本朝紀綱整肅，無名臣亦無奸臣”，“乾綱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如果“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國家之福”。意思就是，在真正有作為的皇帝統治下，不應該有為患作亂的奸臣，同時，也不應該有彪炳史冊的名臣，只可以有唯命是從、辦事敏捷的奴才。

雍正皇帝既深刻陰鷙，又有天真淋漓的一面，冷起來一塊冰，熱起來一團火。嚴肅起來，誰也不敢喘氣；高興起來，有時又沒大沒小。他在李衛的奏折上批過這樣的話：“好事好事！此等事覽而不嘉悅者除非呆皇帝也！”給年羹堯的朱批有這樣的話：“從來君臣之遇合……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總之，我二人做個千古君臣知遇榜樣，令天下后世欽慕流涎就是矣！”他對大臣固然以苛刻聞名，但對某些投脾氣的人也有熱情如火、視如朋友、信任不衰的一面。比如對鄂爾泰和張廷玉。

但乾隆卻極重君臣之別，總是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面孔，從來沒有與大臣們建立起什么私交。也許晚年的和砷算是唯一的例外。

對于大臣的“好名”之習，乾隆和父親一樣向來痛恨。乾隆十九年（1754年）他訓斥陜西巡撫陳宏謀：“嗣后倘不思痛改前非，遇事茍且掩飾，仍蹈沽名釣譽之惡習，必不能逃朕洞鑒，恩再邀寬典也。”

在打擊限制大臣“好名之習”方面，乾隆不但學習了父親制造冤獄的辦法，還有所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