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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李超一直通著電話，知道車型后，我在它上環線的時候跟上了這輛車，一直到了一個別墅小區。車停了一會兒，一個中年男人下車進了屋。

我告訴周庸位置，讓他過來和我會合，天黑時一起行動。

半夜1點多鐘，天色黑得不能再黑，別墅的燈都關了。我打開手機的攝像頭對著別墅掃了一圈，看看是否有紅外攝像頭。確定什么都沒有后，我和周庸換上消音的軟底布鞋，貓著身子走到一樓防盜門處。

聽著里面沒什么動靜，我走到別墅后面對著廚房的小門，用鐵絲輕輕地打開門鎖，進了屋。我和周庸悄悄地四處找了一下，覺得最有可能關人的地方就是地下室。

周庸用手機打字給我：“徐哥，要不咱直接報警吧。”

我拿過他的手機：“警肯定得報，但咱得先把李超的孩子弄出來。他那孩子沒出生證明，被警察帶走后很麻煩。”

安眠藥只能去醫院藥房憑處方單購買，不可以隨便吃

我發消息給李超，問他認不認得出他兒子的長相。李超說認得出，到時候給他發視頻或照片他就能認出來。

周庸在地下室門口幫我望風，我極其緩慢地打開了地下室的門，走了下去。地下室里有十幾個孩子，大的也就五六歲，小的還是嬰兒。他們每個人都睡得特別熟，桌上還擺著一盒史蒂諾斯，看來孩子睡之前都被喂了安眠藥。嬰兒總共有四個，我拿出手機分別照了一張，發給了李超。

李超很快回復：“第三張和第四張那個是我兒子，我都不知道該怎么感謝你！”

我說：“你先別感謝我，第三張和第四張是兩個孩子，不是一個人，到底哪個是你兒子！”

李超：“我真分不出來了，要不你都抱回來吧！大不了我都養著。”

我抱起兩個嬰兒，緩步上了樓，和周庸一起離開了這棟房子，坐回車里報了警。半個小時后，看著兩隊警察沖進了別墅，我和周庸打著火，開向了李超家。

即使把兩個孩子抱到面前，李超和他老婆也沒認出哪個是自己兒子。

李超：“明天我去做個親子鑒定吧。”

我說：“那玩意兒得一周才出結果呢，孩子的乳母肯定知道哪個是你兒子。”

我和周庸按照代孕姑娘的戶口信息，找到了她老家。她開門看見我們倆有點兒嚇壞了，讓兒子回屋玩，轉過身跟我們解釋：“真不是我干的。”

我說：“知道不是你干的。”然后拿照片給她看：“這兩個哪個是你代孕生的？”

姑娘沉默了一會兒：“兩個都是。他們倆是雙胞胎，我按照合同需要交出去一個，但另一個我可以自己留著。正好那人找上來，說要買小孩，我就答應了。沒想到他來了以后，把倆孩子都強行抱走了。”

我和周庸坐在回燕市的高鐵上，周庸說：“這回超哥雙喜臨門了啊！”

我說：“錢也不少花，黑市辦個出生證得十萬元，他這回還得乘以二。”

周庸點頭：“徐哥，你說這事其實挺可笑的，孩子丟了警都不能報，因為沒證據證明這孩子是存在的！”

我說：“是，現在這事雖然不違法，但由于沒有規范，行業內還是很亂的。咱有四千多萬不孕不育人口，再加上同性群體和失孤群體，需要的孩子太多了，代孕幾乎變成一種剛需。我覺得政府應該參與進來，像美國一樣規范這個行業。從精卵子公司到代孕母親公司，再到專業的代孕醫院，以及相關行業的律師，甚至心理咨詢服務全都規范清楚。這樣既不會再出現生了雙胞胎都不知道，也不會出現孩子丟了沒法報警的情況。最重要的是，那些渴求孩子而不得的人群，都能擁有屬于自己的孩子。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周庸想了想：“有道理！”

17

有個小伙離奇死亡，死前辦了假火化證

按照正常的想法，熟悉的人對自己是沒有危害的。所以，遭遇了熟人犯罪后，當事人往往會特別想不開。但實際上，熟人犯罪和陌生人犯罪的比例相差得并沒有想象得那么大。其實，熟人犯罪是一種常見的犯罪行為。即使發生在你身上，你也不必因為對方是熟人而想不開——這和其他的犯罪并沒有什么區別。

這次要說的，就是一起發生在我身邊的熟人犯罪。

2016年10月19日下午，我和周庸正在某健身俱樂部游泳。游的時候，周庸的蘋果表一直響，他游到淺水區站住后，抬手點了幾下，抬頭看我。我說怎么了。周庸抹了把臉上的水：“徐哥，馬北一死了，已經火化了！”

馬北一死在這個時候，實在是太巧，也太奇怪了——他欠了許多錢，還是一起詐騙案的嫌疑人。而且他死不見尸，大家知道他死了的時候，就只剩下了骨灰。

他是周庸的大學同學，也是燕市人，很精明，大一時就在寢室樓里賣煙。晚上寢室樓鎖門后，學生都得跟他高價買煙。據周庸說，他大學學費都是自己賺的。

9月28日，周庸的一個大學同學要結婚，馬北一拉了個聊天群，說準新郎讓他代收份子錢，讓同學們發紅包或轉賬給他。過了兩天，有人和要結婚的同學聊起這事，對方很驚詫：“沒有啊，我都半年沒和馬北一聯系過了。”接著他們試圖聯系馬北一，卻根本聯系不上。

馬北一失聯后，周庸的同學圈一下子炸了。因為許多人都想到，自己在當年6到8月份期間都借過錢給馬北一——包括周庸，借得最多的就是他。

7月份時，馬北一約周庸吃飯，謊稱在南方包工程，還發了工地照片和工程合同給周庸，需要資金，向周庸借了十五萬元。同學們互通有無后發現，他跟所有人都是這么說的。

我問周庸要了更多的合同照片，并給當地建設局打了個電話咨詢，發現合同上的工程編號根本不存在。

周庸借馬北一錢時都沒多想：“這人一直挺靠譜的，上學時雖然搞了許多歪門賺錢，但是借錢什么的都是很快就還。別的同學攢錢買手機時，他不僅賺錢買了個iphone，還買了個尾號8888的手機號說等升值。”周庸通信錄里的馬北一，備注是“馬精明”。

馬北一在同學里人緣不錯。他是單親家庭，母親去年得了尿毒癥，家里沒什么親戚，全靠同學們捐款湊夠了換腎手術費。周庸當時也捐了三萬元，他媽最后還是沒挺過去。

但這事后來被發現也是假的。馬北一失蹤后，幾個人找大學時的導員，要了馬北一家的地址。上門后，馬北一“因為尿毒癥去世”的母親給他們開了門，說自己對馬北一的所作所為全不知情。同學們發現一切都是詐騙后，馬上報警立了案。

結果他們今天接到警方的通知：馬北一自殺了——已經火化，只剩骨灰了。

周庸沒心情游泳了，我們倆一起爬上岸，走回更衣室坐下。周庸擦了擦頭，問我覺得馬北一是真死還是假死。

我說：“我對這種事都有懷疑。前幾天我看新聞，說有個學生借錢還不上后自殺了，也是直接就剩骨灰了，我也覺得真實性有待商榷。”

我向周庸要了他的手機，看他同學群里的信息。有人提議用骨灰驗dna，周庸問我能不能驗出來。我說當然不能，高溫會把骨灰燒得只剩下無機物，還會使dna變性。

我想了想，問周庸能不能和同學們商量下，把這事統一交給我們代理。“馬北一要是假死，咱可以幫他們把人找出來，但追回款的百分之十，要作為調查費。”

周庸發了一會兒消息：“他們都答應了。”

第二天中午，周庸向大學時的導員咨詢到了馬北一的地址。我們倆開著車到了地方，在小區門口的便利店買了兩箱牛奶，進了小區。

上到四樓，敲了敲門，里面有人問我們是誰，周庸說是馬北一的同學。一個戴眼鏡微胖的中年婦女態度不是很好地打開門：“又是來要錢的？進來吧。”看來之前已經有人上門要過債了，我和周庸進了門，在沙發上坐下，將買的兩箱牛奶遞給馬北一母親后，她態度緩和了一些：“吃點橘子嗎？”

我和周庸婉拒，直入正題：“阿姨，北一這事太突然了，欠這么多錢，人忽然就沒了，說實話我們有點懷疑。”

馬北一的母親沒和我們多解釋，走進臥室拿出幾張紙，放在茶幾上，讓我們自己看。我和周庸拿起來看，是三張證明。一張醫學死亡證明，一張火化證明，以及一張派出所戶口注銷證明的存根。我趁著馬北一母親和周庸說話時，把三張紙都拍了下來。

和周庸出了馬北一家后，周庸從車里拿了瓶水，喝了一口：“徐哥，他是不是真死了？不僅有死亡證明，連戶口都注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