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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是法家思想使“秦國”變成了“秦朝”，但是，這也造成了秦統一以后迷信法家學說的潛在危機。

賈誼在《過秦論》（中篇）中寫道：“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

——奪天下和保天下不能用同樣的方法，秦從戰國到統一天下，它的路線沒有改，他的政令沒有變，所以秦的滅亡很快就來到了。

法家認為，“民之內事，莫苦于民，民之外事，莫難于戰1”。為了讓人民努力耕耘、作戰，必須讓人民處于貧窮困弱之中，然后利用賞罰的手段，才能讓他們聽話。

也就是說，在法家看來，富國與富民，強國與強民是對立的，二者不可兼得——

“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2”

但是——但是法家沒有意識到，當人民被剝削、貧弱到不能生存的時候，他們就不會再仰仗統治者恩賜下的那一點點食祿，而要自己去奪食！

屆時，任何賞罰都將失去作用，國家將不復存在。

在“秦國”時期，外部矛盾遠遠大于內部矛盾，法家思想的弊病尚未顯現。但是在“秦朝”時期，因為之外部約束力量喪失，君主的私欲極端膨脹，弱民理論被推向極致。

極端化的理論指導了極端化的政治實踐。

北伐匈奴、南戍五嶺、修阿房宮、造酈山陵……以至于“田租、田賦二十倍于古”。

同時，法家集大成者韓非曾說過這樣的話：“重一奸之罪而正境內之邪……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奸盡止。3”

也就是“殺雞儆猴”。那只雞要重重的殺，猴子才能安安分分的。

當秦朝勞役進一步加重，為了鎮壓百姓的怨聲載道，自然要更重的嚴刑峻法。

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所以，與其說導致人民暴.亂的是“秦法”，倒不如說是過度的“勞民”。

但是統治者們沒有料到的是——

過于嚴酷的勞役下，那些貴族們從沒有放在眼里的升斗小民活不下去了，他們眼里淬著憤怒的火焰，從田間地頭、從勞役之地、從長城腳下抬起了總是低著的頭，握緊了手上的工具。

極度的剝削造就極度的反抗。于是，秦末陳涉吳廣于大澤鄉站起身子，振臂一呼——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李斯出神地看著天幕對于法家和秦朝內政的剖析。

他少年時“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后來修習法家的“術”、“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