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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我所知，家父是個自學努力成功的人。他過去曾經在街上賣糖果，賣米給囚犯，獲利頗厚。他也曾販賣竹筍到漳州，兩地距離約十至十五里地。他的肩膀兒上有一個肉瘤，是由于擔扁擔磨出來的，始終沒有完全消失。有一次，有人教他給一個牧師擔一擔東西，表示不拿他當做外人。那個基督徒對這個年輕人卻沒有憐憫心，讓他挑得很重，那些東西里有盆有鍋。那人還說："小伙子，你很好。你挑得動。這樣兒才不愧是條好漢。"直到后來，父親還記得在那個炎熱的下午所挑的那一擔東西。這就是他贊成勞動的緣故。

我記得他和當地的一個稅吏打過一次架。那個稅吏領有執照，得在每五日一次的集鎮上，由他自己斟酌決定收取捐稅。有一個賣柴的人，費了三天工夫，斫柴，劈成棍狀，烘熏成炭，由山中運到集上賣。每一捆賣兩百銅錢，而稅吏每捆炭要他納一百二十銅錢的稅。家父趕巧在旁經過。看見稅吏欺負窮人，上前干涉，于是惡語相侵。人群圍起來。最后，稅吏表示尊重家父的長者地位，答應減低捐稅——減低多少，已經記不清。但是父親回家告訴我們這件事時，稅吏的邪惡不義，還讓父親怒火中燒。

家母出嫁得晚。她為人老實直率。她能看閩南語拼音的圣經。不管什么農夫，她都會請到家喝杯茶，在熱天請人到家乘乘涼。她雖然是牧師的太太，但從不端架子。我記得母親是有八個孩子的兒媳婦，到晚上總是累得精疲力盡，兩只腳邁門坎都覺得費勁。但是她給我們慈愛，天高地厚般的慈愛，可是子女對她也是同樣感德報恩。我十歲，也許是十二歲時，我的幾個姐姐就能夠做家中沉重的事情，母親才得安閑度日。二姐和我總是向媽媽說些荒唐故事，以逗媽媽為樂。等媽媽發覺我們逗弄她，好像如夢初醒，恍然大悟，就喊道："根本沒有這種事。你們說來逗我樂的。"母親一向牙齒不好，每逢在大家面前笑時，總是習慣用手捂著嘴。

我們兄弟六人，姐妹二人，我是倒數第二。在家，男孩子規定是應當掃地，由井上往缸里挑水，還要澆菜園子。把水桶系下井去，到了底下時，讓桶慢慢傾斜，這種技巧我們很快就學會了。水井口上有邊緣，雖然一整桶水夠沉的，但是我很快就發覺打水滿有趣，只是廚房里用的那個水缸，能裝十二桶水，我不久就把倒水推給二姐做。那時我們還不知道肥皂是什么東西。等我十歲左右，母親用一種豆餅洗手時，有一種粘液。后來，我們用肥皂，是由商務印書館買來的。母親總是在太陽里把肥皂曬硬，好能用得久些。

在夏天，哥哥們回家來了，我們每逢上課前先打鈴。父親就是老師。他教我們念詩，念經書，古文，還有普通的對對子。父親輕松容易的把經典的意思講解出來，我們大家都很佩服他。快到十一歲時，我記得二姐常凝視著墻上的影子，用很惋惜，很不愿意的語氣說："現在我得去洗衣裳了。"在下午，天晚一點的時候，她又看一看墻上的影子，幾乎是自言自語的說："我該把曬的衣裳收回來了。"

在晚上，我們大家輪流讀圣經，轉過身去，跪在凳子上，各自禱告。有時候，我弟弟會睡著，大姐就會罵他"魔鬼撒旦"，或"魔鬼撒旦的兒子"。我們兄弟姐妹是不許吵架的，實際上我們也沒吵過架。理由是：每個人都要"友好和善"。后來，在上海圣約翰大學讀書時，我不得不勸我弟弟不要對每個人都那樣微笑表示友好。這個理想主義者的色彩現在還依然植在他心里，由他的來信，就顯然可見。他還是相信人人若不遵照耶穌指出的道路走，世界和平便不可獲致。也許他對。他是教友會和平主義論者。

我最早就有想當作家的愿望，八歲時我寫了一本教課書。一頁是課文，接著一頁是插圖。是我秘密中作的，很細心不使別人看到。等大姐發現時，我好難為情，不久之后，所有兄弟姐妹都能背了。文句是：

人自高終必敗

持戰甲靠弓矢

而不知他人強

他人力千百倍

以所用的字匯論，寫的算不壞。寫這篇文字時，是與新教堂正在建筑中的那些日子的情形，聯想在一起的。

另一頁是寫一個蜜蜂采蜜而招到焚身之禍。有一張畫兒，上面畫著一個可以攜帶的小泥火爐。課文今已忘記。也是同樣道德教訓的意味。

我也以發明中國藥粉治療外傷為戲，名之為"好四散"。當時童年的幻想使我對這種藥粉的功效真是信而不疑。幾位姐姐因此常跟我開玩笑。

我曾寫過一副對子，諷刺老師給我作文的評語。老師給我的評語是"如巨蟒行小徑"，此所以言我行文之拙笨。我回敬的是"似小蚓過荒原"。現在我想到這副對聯，還頗得意。

我還想起來，我十幾歲時的頭腦，常常想到別人想不到的事。在很早的時候，我就問上帝是否是無所不在，若是的話，那一定是"頭上三尺有神明"。還有，為什么我們每逢吃飯前先要感謝上帝。我很早就推出了結論，那就是，雖然我們吃的米不見得是上帝賜與的，我們總是要謝謝那位原始的賜與者，就猶如在歷史有一段太平的歲月時，老百姓要感謝皇帝一樣。

二姐比我大四歲，是我的顧問，也是我的伴侶。但是我們一塊兒玩兒起來，還是和她玩得很快樂，并不覺得她比我大。

我們倆的確是一塊兒長大，她教我，勸我，因為我是個可愛的孩子，又愛淘氣。后來她告訴我，我既頑皮，又愛發脾氣。我一聽見要挨一頓棍子時，臉就變得慘白，父親一見，手一松，棍子就掉在地上了。他的確是很愛我。他在十點左右吃點心時，往往是豬肝細面，他常留下半碗，把我叫進去吃。我從來沒吃過味道那么美的豬肝面。

有一次，家里關上門，不許我回家，我往家里扔石頭。母親不知道把我怎么辦。我再三糾纏母親。我忽然想出一個妙計。我知道二姐必須洗衣裳，我就躺在泥里說："現在你得給我洗衣裳了吧。"

二姐的眼睛特別有神，牙又整齊又潔白。她的同學都把她看做學校中的美女，不過這個我不想說什么。她的功課很好，應當上大學。但是我父親要供給幾個兒子。供給兒子上大學，可以；供給女兒，不行。福州的女子大學一學期學費要七、八十塊錢。我父親實在辦不到。我深知二姐很想受高等教育。她已經在鼓浪嶼上完了中學；那時是二十二歲，正是女孩子有人提親的時候。但是她不管。在夜靜更深時，我母親就找個機會和她說親事。她總是把燈吹滅，拒絕談論此事。

最后，她看到別無良策，只好應允婚事。那年，我就要到上海去讀圣約翰大學。她也要嫁到西溪去，也是往漳州去的方向。所以我們路上停下去參加她的婚禮。在婚禮前一天的早晨，她從身上掏出四毛錢對我說："和樂，你要去上大學了。不要糟塌了這個好機會。要做個好人，做個有用的人，做個有名氣的人。這是姐姐對你的愿望。"我上大學，一部分是我父親的熱望。我又因深知二姐的愿望，我深深感到她那幾句話簡單而充滿了力量。整個這件事使我心神不安，覺得我好像犯了罪。她那幾句話在我心里有極重的壓力，好像重重的烙在我的心上，所以我有一種感覺，仿佛我是在替她上大學。第二年我回到故鄉時，二姐卻因橫痃性瘟疫亡故，已經有八個月的身孕。這件事給我的印象太深，永遠不能忘記。